“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乡村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粮食是在增产，但环境污染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接踵而来。”3月23日，在参与式保障体系研究会主办的PGS沃野讲堂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如是表示。

　　从2003年开始，尽管我国粮食总产量已经突破6亿吨，实现“十连增”，但是现代农业过分依赖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等化学性生产资料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并且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就耕地质量来说，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的耕地肥力出现了明显下降，全国土壤有机质平均不到1%。与之对应的是，国内的化肥用量及其增长速度惊人。

　　蒋高明说，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225千克/公顷，但目前我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434.3千克/公顷，是安全上限的1.93倍。上世纪50年代，国内一公顷(15亩)土地施用化肥8斤多，现在是868斤。这是过去的100多倍。

　　可是，这么多的化肥，并不意味着“物尽其用”。蒋高明说，这些化肥的平均利用率仅40%左右。其余的都被浪费掉，变成污染。除此以外，禽畜养殖业所造成的污染使得农业成为最主要的面源污染。

　　这造成了严重的双重损失。一方面，过度施肥使得农业面临严重的面源污染；另一方面，大量制造化肥，又产生严重的产能过剩。

　　蒋高明表示，每年国内工业化养殖动物所产生的27亿吨的动物粪便，因为种养分离的缘故，使得这些有机肥料不能得到很好回收。“两者的存在都是趋利的结果，但是最终受害的还是耕地与消费者。”

　　就其他农资而言，蒋高明举例说，我国农药的平均施用量13.4千克/公顷，其中有60%~70%残留在土壤中。1990年，农药施用总量约为70万吨，20年后，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70多万吨。每年我国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膜率达40%。这些农膜的存在，使得在15~20厘米土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的难耕作层。

　　除此以外，日益严重的雾霾也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由于氮氧化物是雾霾的元凶之一，而化肥的生产正好需要燃烧煤炭，又释放了大量氮氧化物，农田里不能吸收利用的化肥也会以各种氮氧化物排放。当然，尽管明令禁止，但是仍然存在的焚烧秸秆也“贡献”了雾霾物质。

　　也就是说，越是在农业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追求农业的增长，其结果就越会导致化学品等各种投入的增加，投入产出就越不合理，农业和农村也就越容易失去可持续的基础，从而使我国农业已成为“面源污染最广泛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