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11月3日下午，“新媒体与社会”分论坛迎来了一场特别的报告，罗文辉教授笑称自己“跑了题”。罗教授的报告与“新媒体”无关，他将视角投向了“色情场所”这一社会热点话题，运用了严密的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了传播学重要概念“乐观偏见”和“第三者效应”在“公民如何看待色情场所”这一问题中的体现。

　　一位与会者表示：“罗教授报告中运用的实证研究的方法令人很受启发。”茶歇时，北大新闻网记者有幸对罗教授进行了采访。

　　北大新闻网：您的论文的一大特色是采用了定量研究的方法，在大陆，用定量研究方法讨论传播学问题的学者和案例不多，您是如何看待这种情况的呢？

　　罗文辉：对，我的研究大多都是以实证研究为主。这就涉及到教育背景的问题。台湾的传播学者中大约有80%是出国留学归来的博士，他们带有很浓的美派风格，形成了定量研究的学科基础。但是在大陆，这样的海归比较少，实证研究不容易生根。当然，随着近年来人才的回归，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定量研究专家，越来越多的内地学者开始从这个角度研究问题。

　　北大新闻网：您在论文中认为“色情”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然而我们看到，有些台湾的媒体会将这一话题做成娱乐大众的文章，比如今年9月，台湾出现了许多关于“废娼十年”的节目和报道，其节目制作和报道的角度不乏炒作意味，您对传媒的这些做法有何看法？

　　罗文辉：关于“废娼十年”的节目和报道的确很多，而且都是经过策划的专题。尽管其中的商业意味很浓，也可能产生一定的负面社会影响，但是我们必须辨证地看待这个问题。色情问题在台湾可以说防不胜防，一味地打压是不行的。这些节目通过有趣的方式使我们关注从事色情交易的人，他们很可能是社会底层人员，只能通过出卖身体来维持生存。这种状况让我们看到单纯依靠压制是无效的，必须将其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加以疏导。

　　北大新闻网：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台湾媒体兴起了“公民新闻”这种民众参与式的报道方式，您对此有何看法？

　　罗文辉：新闻界对于社会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加强，传统的报道方式已经不足以满足公民参与社会互动的需要。而现在，公民新闻这种形式改变了新闻报道的方式，它是参与式、互动式的，这无疑是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环境的新发展。然而我认为，新闻报道的应该是事实，但是公民报道的真实性却很难确认，这是它的一个弊端。公民新闻究竟何去何从，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新闻的定义正在改变。

　　北大新闻网：您曾经做过关于“两岸三地记者”的研究，您认为两岸三地记者的最大差别在哪些方面？

　　罗文辉：最大的差别在于教育背景。香港的新闻从业人员在本地接受专业教育的不多，有许多记者都是在台湾接受这方面的教育。而台湾在新闻专业领域的教育建设比较完善。其次的差别在于两岸三地的记者对于媒介功能认识不同。台湾的媒体热衷于揭发政治丑闻，而大陆则注重宣传。这是哲学意义上的差别，也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

　　北大新闻网：您刚才提到台湾新闻专业教育比较完善，但是我们知道台湾媒体的公信力很低，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罗文辉：我始终认为，传媒业状况反映社会发展水平。台湾媒体长期报道一些社会的负面新闻，比如政治贪污、色情交易等等。这样的报道有利于揭发社会阴暗面，讨论社会问题。这可能跟很多地方的媒体不一样。

　　台湾有着非常复杂的媒体生态环境，竞争状况非常激烈，也的确需要改进。

　　北大新闻网：台湾45岁以上的记者数量很少，这是为什么呢？

　　罗文辉：对。因为在台湾，大部分媒体是企业化管理，记者的升迁渠道有限，收入上升空间也有限。很多台湾记者在40几岁会选择转业，有的去经商，也有的去医院工作等等。这主要是由媒介政策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