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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前后:1931年9月17日
2009-09-18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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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院里的张学良

  9月17日,仍在协和医院住院的张学良见了三位客人,他们给张带来了远在山西的阎锡山的消息。

  一年前的4月,不满蒋介石的阎锡山与冯玉祥联手向蒋发起中原大战,这也是在“南京政府10年里面临最血腥的内部残杀”,美国学者柯博文说。战斗主要发生在河南,双方均伤亡惨重:阎与冯伤亡近15万人,蒋介石大约伤亡9万人。双方都在积极争取的张学良当时助了蒋介石一臂之力——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派东北军两个军入关,阎锡山随后在石家庄发表通电宣告失败,兵退太原,不久将兵权移交徐永昌,自己化装潜入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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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见的人正是徐永昌。就在一个月前的8月5日,阎锡山在奉天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安排下,又乘飞机潜回大同隐居。他的何去何从也被外界猜测不已。9月9日的《华北晨报》也登了这样一条消息:“阎锡山出洋事,已由徐次长(永昌)派其秘书黄胪初前往山西晤阎锡山,就近劝告催促,望阎早日成行,现黄未得悉,冯自下野后,即暂住晋境,对一切事件,均不过问,故其出洋与否,无关重要。”

  与徐永昌一同见张学良的,就是被派去劝阎锡山离开山西的黄胪初和王平。他们告诉张学良,阎表示在其父病未愈之前不愿离晋,并愿在山西继续做些事情。张学良将徐永昌的情况随后向南京中央政府做了报告。

  这一天,在北京协和医院已住院治疗三月有余的张学良气色已近正常,随着病情一天天的好转,也开始慢慢处理公务。张学良是在5月赴南京召开国民会议时感染的伤寒,如果不是这场病,他此番的南京之行堪称完美——据《张学良年谱》载,他当时不仅会见蒋介石等一干政要,还与南方、中南、盐业等四大银行商谈来东北投资兴办实业之事。在此期间,频频接受媒体采访或当众发表演说的少帅多次表达了他对国家“和平”、“统一”的愿望。5月20日离开南京时,蒋介石亲临机场欢送这位“中华民国海陆空副总司令”、仅次于自己的二号人物。8天后,张答应借给蒋介石讨伐广东的20架飞机就飞抵北京。

  返回北京后,张学良的病情有所加重,经德国医生诊治,建议入院治疗。6月1日凌晨,发烧已陷昏迷的张学良离开了在北京西城区白塔寺顺承王府的家,住进协和医院。除于凤至、张学铭以及二三个心腹外,其他人都被禁止出入。张学良住院后,由张学良指定的5人负责处理一般政务。张学良的英文病历与蒋介石、孙中山、宋氏三姐妹这些名人一样,至今仍保存在协和医院病案室的铁柜里。他当年住的是协和医院琉璃瓦覆盖的“老五楼”,这栋美国人建造的有80余年历史的建筑至今仍然在用,而张的病房几经修缮,现在也还是高干病房。

  因为张学良的病,蒋介石对广东方面的讨伐也不得不延期——蒋介石预定在6月4日与张学良联名正式发表讨伐广东令,因必须得到张学良的同意,蒋介石特派张群赶赴北京,面呈蒋介石的亲笔书,但因张病重而不能见面。

  大水

  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出现在9月17日《北平晨报》的第一版,“张于凤至主办江淮水灾协赈会征求彩品启事”,文中说,“本年入夏以来,霪雨为灾,江淮泛溢”,一个星期前,由于凤至发起的江淮水灾协赈会成立,代十六省灾民“伏望各界同志”捐赠赈品,并“务请近一月内惠赐北平灯市口同福夹道七号”。

  在被“九一八”这场外侮惊醒之前,1931年的中国笼罩在一场全国性的水灾当中——当时全国受灾区域达16省,其中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灾情极为严重,“是上个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大水灾”。1931年2月到5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率兵20万进攻江西中国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时,全国性大水灾的序幕已经拉开。

  9月初,《华北日报》发自上海的报道说,因为芜湖“水涨一寸并持续上涨”,连日来饿死江边百姓几百人,许多尸体沿江水顺流而下。后在上海的“芜湖水灾会”对灾情作出统计——共有灾民418000多人,死亡4400多人,等待救助的灾民共37万,其中被大水毁掉家业无家可归者22万。国民政府官员蒋坚忍由此建议,“移500万灾民赴东北屯垦”。

  “长江的瘫痪就是中国的瘫痪。因为伟大的长江是诗人所称的中华之邦的命脉。重灾之后的恢复不是几天的事,也许不是几个月或几年的事。”这是当时正在中国考察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对1931年长江大水灾的严重后果所做的评论。在灾情最重的武汉,“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朱庆澜已在月初到武汉主持灾区工作。

  9月17日,汉口的天气突然转冷。一星期前,蒋介石乘军舰赴武汉,专程视察水灾处理。《华北日报》每一天都向外报道:先是汉口形势稍有缓解,“行走于市内街道已经可以不用小舟”,戒严了好几天的市民纷纷涌上街头。到17日汉口江水已落,水深处也只没到脚脖子,但到处是污泥、臭气熏天,城中积水迅速向河道汇集,黄包车、大小商店都开始营业。但17日骤然冷下的天气,让许多灾民在寒风中又冻又饿,只好等待救济。汉口水退不久,就有巡航在大街上的汉口“剿匪”宣传车。汉口“剿匪”宣传处处长蒋坚忍在忙于发表这样的演讲:“蒋总司令已率20万大军围剿赤匪了!”

  缺衣少食的灾民被迫迁徙流离。金陵大学的调查表明,离村人口约占灾区人口的40%。按照这个比例,被调查灾区总人口2520多万,逃荒人口至少1000多万。外逃灾民有1/3找到了工作,1/5沿街乞讨,其余的人下落不明。在上海,许多逃往湖南的灾民大多又折回来了,因为盐城阜宁等地都已经被大水淹没,灾民中纷纷相传如今到处都是水患,连着几天断粮使外逃灾民饿死了将近一半。

  南京政府也在全力以赴,忙于应对这场全国性的水患。9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行了第一批赈灾公债3000万元,宋子文设法用发行水灾公债等方法筹集赈灾款的想法得以实施。而孔祥熙致电张学良,要求今年惟一农耕正常的东北运粮赈灾;因为秋风已起,上亿灾民的冬衣问题迫在眉睫,政府开始以每日一万套的速度赶制冬衣,并且全国征求破旧衣服和鞋,经消毒后运发各地。政府劝告全国农民不要用美国运来的小麦做种子,并且下令灾区不可宰杀耕牛。

  国民政府许多部门的工作重点也是这场水灾。教育局已开始要求灾区减免学生学费,政府方面有人谈话,认为眼前惟有救水灾,但同时提醒大家“以后要注重修林造堤之各种水利工程”。“水灾奇重”,中央令各级党部因国庆日不可铺张典礼。

  “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水灾的救济”,《华北日报》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蔡元培在国府纪念周大会做报告时说的这一番话,蒋介石、于右任等也出席了报告会,蔡元培说,因为灾民已达七八千万人,占中国总人口数的1/6,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处理,不仅是中国的惨剧,也与民生主义背道而驰。蔡元培还提出各项近期远期的计划,如购借麦棉、禁烟种苗、改良农业等诸多建议。

  中国的自然灾难也惊动了当时的国际联盟。9月17日的国联通过救华水灾办法——“一切会员国非会员国一齐救助中国水灾。”国联卫生部长拉西曼也专程来中国协助处理水灾后的卫生防疫工作,他刚刚到达南京,下榻于宋子文公馆。

  57岁的杨度在这一天卒于上海,结束了他颇有争议的一生。同一天,中国航空公司南京至北平航线复航。徐州号、沧州号两机对开,每架飞机最多可以坐5人。

  外患

  9月17日,关玉衡——“中村事件”的另一当事人被带到沈阳,就中村一事,与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郞当面对质。这天的对质中,关玉衡拿出中村等4人间谍活动的全部证据。

  “中村事件”让一直对东北摩拳擦掌的日本关东军有了借口,东北局势让人越来越不安。为此,张学良在8月先后派汤尔和、赵伯欣和顾问荒木五郎去东京探听虚实。不愿把事件扩大的张学良已向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指示:“关于中日交涉案件,尤应以诚意相待,对小事件尽量作出让步。”迫于压力,荣臻派宪兵司令陈兴亚率队在前一天将来到沈阳的关玉衡拿办,对外声称关已被送进监狱,实际上,关玉衡悄然住于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家。“九一八”爆发后,关玉衡逃至北平,被张学良委以参议一职,所有关于“中村事件”案卷全被日军掠去。而关玉衡的弟弟被日军用钉子活活钉死,扔在牡丹江中,老母双目失明。

  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在这一天迎来了两位特殊客人——在当天与关玉衡对质的林久治郎和领事森冈。对方要求他“为了不给关东军借口”,必须火速解决“中村事件”。自张学良在4月13日从沈阳搬到北平后,东北的事务大多由两位军政大员——东北边防公署军事厅长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处理。于是臧式毅马上找到荣臻,两人商议立即进行谈判。

  但日本关东军方面的战争机器已不可阻挡地开动起来。9月17日,日本抚顺警察署长寺田来到沈阳,转告总领事馆:“抚顺的守备队报告说,要进行假定于18日拂晓前占领奉天城的演习,因此指示警察制定保护侨民、避难和维持治安的计划。”

  而在9月17日这天接见记者的日本公使重光葵,否认日政府对中村事件有出兵计划:“日本政府对这些问题正在努力采取最实际的手段,不给两国关系设置障碍,尽快向友好的解决方向引导。”就在重光声言寄希望于和平解决的这一天,据参与者花谷正后来回忆,在16日凌晨接受了石原莞尔发动战争命令的“九一八”参与者今田,跑来告诉花谷正:“无论如何要在建川来到以前动手。在两天前进行的小范围紧急会议上,花谷正曾对立即行动的方案表示反对,“既然参谋本部反对,动了手也没有用,还是作罢,干脆另找机会”,由此被石原视为危险分子而被排斥在作战计划之外。

  石原莞尔在后来的审讯书中回忆,同一天,在辽阳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接到旅顺的参谋长三宅打来的电话,正式告诉他,因为建川少将要从东京来奉天,“希望将板垣或石原参谋留在奉天”。

  9月17日,日本关东军在南满铁路驻军及铁道守备队举行军事演习,当日夜,板垣把石原叫到辽阳白塔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密谈,再次确认板垣负责处理奉天问题、石原负责对旅顺进行部署。而这一天的沈阳,是灾难前最后一个平静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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