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2013年度高考，有两则不应该出现的错误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浙江高考语文卷作文题中引用材料的作家国籍被指有误，还有陕西高考英语B卷第36题答案选项C、D两项重叠。高考结束后，两地命题专家组分别就此致歉。

　　同一年度高考出现两次错误，实属不该。而早在2003年，江苏省也曾出现高考错题风波，引起舆论关注。如此事件不由得令公众将视线转向分省命题还是全国统一命题的讨论。如果说分省命题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全国性泄题风险，是不是同时加大了命题出错的风险？本版特别约请高考研究专家张亚群就此做一深度分析。

　　命题是高考的首要环节，它不仅决定考试的质量，而且与考试公平、试卷安全乃至考试“话语”权密切相关。恢复高考30多年来，高考模式几经演变，形成当今“分省命题”与“统一命题”平分秋色的格局。随着高考命题权下移及“异地高考”问题的凸显，分省命题的利弊、存废之争再次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澄清认识，有利于扬长避短，完善高考命题制度。

　　分省命题的出发点及其限度

　　说起分省命题，一般认为始于1985年上海自主命题。其实，高考史上，1958年、1977年、1978年就实行分省单独命题。如今高考分省命题已扩大到16省市，对当地基础教育与高校招生产生广泛影响。

　　注重地方教育差异、分散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的管理风险及适应新课程改革，是近年来分省命题改革的三个出发点。上海、北京自主命题的初衷，既是适应本地经济、教育、文化发展需要，发挥地方教育优势，也是对统一高考下外省考生抨击“倾斜的高考分数线”的一种回应。其后，随着高科技作弊威胁的加剧，分散高考泄题风险，成为扩大分省自主命题范围的又一重要动因。同时，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全面推进，为“新高考”分省命题提供了契机。

　　现有分省命题，大多只命制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或两科）的高考试题，其他科目仍使用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的试题。尽管如此，作为考试权力下放的重要形式，此举突破高考全国一份卷的局限性，促进了命题方式多样化。这有利于高考改革因地制宜，服务本地经济、文化发展和地域课程建设，推动了命题省市与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合作与竞争。

　　另一方面，受主客观条件制约，这项改革存在明显不足，滋生新的问题。首先，高考命题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高质量的命题需要相应的人力、智力和财力投入。分省命题不仅增加命题成本，试题质量也参差不齐。一些高等教育欠发达、考试理论与技术研究薄弱、命题队伍建设滞后的省区，实行分省命题得不偿失。有的省份在命题材料、试卷结构、难易度分布的科学性及评分标准的准确性、全面性上出现问题，对考试公平及中学教学产生负面影响。其次，高考命题权分散，虽可降低全国性泄题风险，但总体而言，参与命题人员增多，保密难度加大。如果说全国统一命题存在一定的泄题风险，那么分省命题的泄题风险成倍增加，防范泄题的压力并未减轻。最后，分省命题的客观结果，使得这些省市的高考成绩不具可比性，既不利于评价各省市间基础教育的质量与水平，也加剧了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难度。分省命题之弊，于此可见一斑。

　　国际比较的启示

　　在高考命题方面，国际经验值得借鉴。以美澳为例，两国均为联邦制国家，但高校招考制度各异，殊途同归，发挥了积极的选才功能。

　　美国高校招生没有分州命题，而是由各校自主选拔，参考全国统测成绩。由于各州教育制度和学业评分标准不统一，若仅凭中学成绩并不能判断出一个学生的真实水平，因而产生“学术评价测验”（SAT）和“美国大学测验”（ACT）两种全美大学入学考试，作为大学招生依据之一。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招生理念：前者将智力测验运用于大学招生选拔，后者强调学生对中学课程的掌握。

　　澳大利亚没有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但各州有统一的招生考试机构，为申请入学者和高等教育机构公正、高效、公开和负责任地办理申请和选择程序。进行学域排名，测量学生在某些学习领域的成就，强调特殊的知识和技能。各州大专院校招生，按考生申请的学科录取，不按总分排名。从企业用人标准来看，跨州学生水平缺少统一的人才衡量标准，不具可比性。因此，近年来，该国企业界积极推动统一招考，要求建立统一的用人标准。另一方面，建立这样的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也符合联邦政府加强自身权力的现实需要。

　　在防范大规模考试作弊方面，美国“教育测验服务社”（ETS）提供了有益经验。它承办全美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并在海外各国各地区举办TOEFL、GRE等大规模教育考试，承担保证每份考卷安全、准确发送到各考点的繁重工作，面临各种高科技作弊的挑战，但迄今并未因为要防范集体作弊而将SAT考试改成分州命题，或废止统一的标准化教育考试。究其缘由乃在于，专业化考试机构的统一命题，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

　　分类统一命题更为科学

　　高考的首要目的在于为高校选拔优秀新生，维护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从考试技术层面看，在现实社会环境下，相较于分省命题，由国家统一命题在整体上水平更高，更易于保障考试安全，考试结果也更具可比性，更利于保障考试公平。同时，遵循首重公平兼顾效率的原则，逐步调整部属高校招生指标投放的不均衡状态，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缓解招生区域不公平问题。为此，应以分类统一命题为基础，缩小分省命题的试点范围，构建多元化的高考评价制度。

　　一是适应分层分类考试的现实要求，建立不同于普通高校本科招生的高职招考命题系统。近日教育部颁布的《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高等职业院校要逐步与普通高校本科考试分离，重点探索“知识+技能”的考试评价办法，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样化入学形式。其核心环节应是改进和探索高职招生命题方式，发挥统一考试与自主招生的积极功能。

　　二是契合自主招生改革，探索新的分类统一命题方式，推进创新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探索实行高水平大学联考。”一些自主招生试点院校，建立“北约”、“华约”、“卓越同盟”等联考形式，实行联合选拔。尽管其命题导向尚需改进，但联考趋向值得肯定。它打破了高校与省域的局限，为考生公平竞争、高校自主招生提供更广的选择空间。

　　三是引入全国统一的学术能力测验，提升高校招生效度与信度。1923年燕京大学招生考试，率先实行普通智力测验，比美国SAT考试早三年。这一考试测量方法，为齐鲁大学等国内高校所借鉴，产生重要的教育影响。当今台湾地区举办的“学科能力考试”，也具有类似的性质。这就启示我们，应借鉴考试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以国家统一考试为基础，采用智力测验的方法，更好地为高校选拔人才服务。（作者张亚群 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