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在现实中，“领军人物”混同于“官”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果我们不能刹住“研而优则仕”之风，造就能与强盛的国力相配的大师队伍将永无可能。

　　近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的确，我们的教育需要大力改革，以成为培养杰出人才的摇篮。但走出摇篮后，要最终成为钱学森式的杰出人才，还必须“过五关、斩六将”。

　　为什么很多人走不完钱学森的第二步

　　让我们来仔细剖析关于“钱学森之问”的最详尽的材料：《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人民日报2009.11.5)。全文共3000多字，90%以上讲他如何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创新环境中成长。他说：虽然在鼎鼎大名的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却没有学到创新的东西。在加州理工，才开始了创新，历经20年。

　　这表明，钱学森的成长分两步：一、打基础；二、在创新的环境中长期努力。

　　改革开放后，我国也出现了不少显示出卓越创新才能的年轻人，他们已经走上了钱学森的第二步。可惜的是，我们往往先听说某某年轻人科研很出色，不久后就听说他当上官了，而从此再也听不到他在科研方面的新突破了。这种“研而优则仕”现象，近10年来愈演愈烈，似已成风。

　　较之优秀的科研人员曾被作为“白专典型”受歧视遭打击，“研而优则仕”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但此风对造就大师级人才的危害，已日渐显现。如果说教育不当会妨碍创新幼苗的出土，“研而优则仕”则使已长成中等大小的创新之树，不能最终成为参天大树。

　　成为大师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有人会说：这些人当了官也还在挤时间搞科研。不错！但成为大师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

　　陈省身说：大数学家都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改革开放初期，曾有一句响亮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对科学家来说，无疑，时间就是成果！没有长时间全力以赴的努力，能成为大师吗？

　　数学界有两个最具权威的大奖：菲尔茨奖和沃尔夫奖。在48位菲尔茨奖得主中，担任过所长、系主任、科研主管、院长、校长的13人，其中9人在得奖至少9年后任职，且任职大多仅3年。在48位沃尔夫奖得主中，担任过类似职位的17人，其中至少2人任职时已超过50岁，甚至70岁。有一位获此二奖的数学家，只在53岁至55岁当过所长，直说他不适合这个位置。

　　可见，大数学家是几乎不在创新的高峰期当官的。

　　显然，科学家的“当官”与政治家的“当官”不同。对政治家，当官有助于专业才干的增长；而对科学家，则有碍。古人立志，就有“不为良相，即为名医”的选择。从政和从医，历来就是不同的路。

　　无疑，我们需要一批兼具管理才能的优秀科学家去当官，但应是在他们过了创新的高峰期之后。

　　对“领军人物”存在模糊认识

　　人才一冒尖就搞去当官的现象，与对“领军人物”的模糊认识密切相关。什么是科学界的“领军人物”？正确的理解只能有一个：他们是以学术思想和成就引领科学潮流的人物，而不是官。20世纪最大的领军人物，无疑是爱因斯坦，但他不是官。

　　在现实中，“领军人物”混同于“官”的情况屡见不鲜。如在报道“百人计划”的成就时，举出的第二项是：培养了93名所局级以上的官。

　　“将才”、“帅才”的提法，也易含混：这是指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还是勇冠三军、一马当先的先锋？科技界的领军人物，到底是科技官员呢，还是科技大师？

　　有政协委员说：“研而优则仕”已是癌症，恐怕治不了啦。不管它是不是癌，既然危害创新甚大，我们就必须下决心根治它。如果我们不能刹住“研而优则仕”之风，造就能与强盛的国力相配的大师队伍将永无可能。

(李邦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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