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编者按

　　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昨天开始，昨天也是教育部规定用人单位可以进入高校招聘毕业生的第一天。2003年，我国高校自1999年大扩招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将要毕业，也是我国第一个毕业生高峰年，应届毕业生达到212万人，比2002年增加67万人，增幅达30%，而社会需求则是增长缓慢或与往年持平。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据有关部门统计，2002年，我国将有创纪录的2300万人需要就业，其中新生劳动力1400万，而应届高校毕业生又占其中的一成多。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承担着安排城镇适龄劳动者就业的责任，对大学毕业生，各级政府部门更是兜底包揽。现在，这种状况正在改变，政府管失业，市场管就业已成必然之势。如果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政府对年龄大的下岗困难群体，还需采取一些特殊措施的话，那么，具有年龄和知识优势的大学毕业生，必将更多地被鼓励去自主就业，乃至开拓创业。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认识。

　　不久前举行的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将采取以劳动者自主就业为主导、以市场调节就业为基础、以政府促就业为动力的新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弹性就业、短期就业、自主就业将是一种就业的常态。

　　实际上，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初步提供了大学生自主就业的社会环境，并且，已有一批勇敢者在亲身实践。他们的状况如何？社会还应当为他们做些什么？从今天起，我们刊发一组系列报道，以期引起各方关注。

　　去年大学毕业的李永斌，由于当时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户口、档案被寄回陕西咸阳。然而，当家乡人事局通知他市长需要一个新闻秘书时，李永斌断然回绝了。

　　如今，李永斌在北京一家知名网站当文字编辑。“如果说父辈们经历的是那个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下海’年代，我们经历的则是一出生就在体制外的年代。”李永斌说，父辈们是无奈的选择，而我们是自由的。

　　今年全国高校有创纪录的145万名学生毕业，明年将再创新纪录，达到212万人。“这么多人，体制内能解决多少？”李永斌对自己的先知先觉颇为得意，“更多的毕业生将和我一样，生于体制外。”

　　灵活聘用已成主渠道

　　小刘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采访中心的得力干将。不过，从与电视台的关系来说，她属于“打工族”。中央电视台人事办公室杨晓民把央视员工的构成分成3层:核心层、紧密层和松散层。“松散层”约占全部员工的60%。

　　中央电视台的一位新闻主编用“滚动新闻”来比喻央视的用工制度，他说，手下的记者出出进进，经常不清楚明天谁将发稿给他。“我们这儿是真正的弹性就业。”

　　“我们至今还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国家总共给我们2400多个编制，但事实上央视的发展需要近万人。怎么办？”杨晓民说，电视事业的迅猛发展使得央视走到中国事业单位人事改革的前列。

　　“编制外聘用”，是中央电视台10年前自创的一种用人制度。对那些确实需要的人，可突破编制，不管户口，台里自行聘用，其住房、福利、升迁完全等同正式职工。可是，“台聘”现在也不够用了，于是出现了更加灵活的用工制度。最边缘的“栏目聘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临时工”。

　　“事实上，很多所谓的临时工已经成了部门或栏目的业务骨干，他们许多人已经成为栏目制片人、主持人，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杨晓民解释道，在央视，一些部门、栏目在人员使用上开始打破正式工与临时工的界限，取而代之的是“能者上，庸者下，多劳多得，同工同酬”。

　　今天，不仅是中央电视台等部分机关事业单位提供了编制外就业的机会，外企、民企、私企为大学生提供的条件更加宽松，舞台更加广阔。

　　东三环是北京外企最集中的地区，在一幢幢高档写字楼里忙碌着的许多高级雇员，很多都没有北京户口。从东北财经大学毕业的小张就是其中的一个。她选择“北漂”的理由很简单:“北京机会多，有发展前途。”

　　毕业后，小张的档案被退回了原籍宁夏。如今，坐在一家知名外企办公室的她说:“我不在乎档案关系，从经济收入上讲我觉得很稳定，没有什么不塌实的感觉。”对小张而言，“有一张身份证能证明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就够了”，户口、单位、编制这些东西早已远离了她的生活，因为这些并不太影响她在北京工作。

　　小张做出同样选择的小姚，3年前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他没有到派遣证上写的那个武汉国企去报到，而是选择了北京。如今，自称“北漂一族”的他已经成为中关村一家电脑网络公司的部门经理。3年换了4家单位，但姚先生说，在朋友圈里，他还算跳得比较少的。“这些创业期的公司，随时都可能谁炒了谁的鱿鱼，‘结婚’、‘离婚’非常自由。”

　　“没有这么自由出入的单位，我这个外地人可能在北京自由工作吗？”小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