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我出生于1914年，虽然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症，腿脚也不如过去灵便，但我的思维状况并没有使我感到有“步入耄耋之年”的感觉。去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为我庆祝九十岁生日的活动之际，上海音乐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我译注的《舒伯特艺术歌曲精选》、《舒曼艺术歌曲精选》、《李斯特艺术歌曲精选》、《贝多芬艺术歌曲精选》和《布拉姆斯艺术歌曲精选》。我在两年的时间内，除撰写文章十余篇、出版《钱仁康音乐文选续编》、编译出版《莫扎特书信集》以外，还出版了这五本系列歌集，所收156首歌曲皆由我重新译词配曲，这也可算是我自己给自己九十岁生日的礼物吧。

　　五本歌集涉及的作曲家中，除贝多芬至今在国内尚未见有专门的歌集以外，其余四位过去都有别的翻译家翻译和结集出版过他们的歌曲专集，为什么我还要再来做这件事情呢？在我译注的这五本歌集中，选用歌曲的歌词都是欧洲诗人的格律诗，我按照格律诗的规范译成汉文，译词力求做到：1.内容忠于原诗；2.参照原诗的音步结构造句，基本上是一个音节译成一个汉字，力求符合原诗的轻重律和音乐的节奏；3.参照原诗的韵律用韵。经这样译配的歌曲，不会发生一个音符唱几个字的毛病，使汉译歌词在韵律方面与原诗两相谐合，又充分突出了原曲的音乐节奏。以《舒伯特艺术歌曲精选》为例，《诗人》一歌原诗用的是“裙韵”，我的译诗也按a a b c c b的格律用韵；《我的》一歌的原诗句句押同一个韵，类似我国诗词中的“福唐体”，我的译诗也从头至尾句句押一个韵；《猎人》一歌的原诗每两行为一联，每联都换不同的韵，我的译诗也遵从原诗，按a a b b c c d d e e的格律用韵。

　　按照这样的原则来翻译歌词，其难度是很大的。我为外国歌曲译词配曲，大概可以说得上是“呕心沥血”的笔耕生涯了吧。

　　我从事译词配曲工作已有59年，从1946年编写《中学音乐教材》开始就致力于外国歌曲歌词的译配工作。《中学音乐教材》共分上、中、下三册，由音乐教育协进会于1947－1948年第一次出版，其中经我翻译歌词的外国歌曲有32首。这是我在译词配曲工作上的首次尝试。近60年来我共翻译、配制了800多首歌曲，除上述五本歌集外，还发表在下列书籍中：《波兰民族歌十二首》（1953年）、《柴可夫斯基独唱歌曲选》（1957年）、《歌剧<费加罗的婚礼>选曲》（1957年）、《美国歌曲选》（1980年）、《各国国歌汇编》（1981年）、《苏联歌曲佳作选》（1987年）、《欧美革命历史歌曲选释》（1989年）、《爱的罗曼史》（1991年）、《苏联歌曲101首》（1991年）、《世界国歌博览》（1998年）、《汉译德语传统歌曲荟萃》（2000年）、《学堂乐歌考源》（2001年），以及《歌曲》等音乐杂志中。有的可说是我撰写著作的“副产品”，例如在撰写《柴可夫斯基主要作品选释》时，编译出版了《柴可夫斯基独唱歌曲选》。在撰写《欧洲音乐简史》时，翻译100多首外国的历史歌曲、革命歌曲和工人歌曲，其中56首后来被收入《欧美革命历史歌曲选释》一书。另外，在我86岁时出版的《汉译德语传统歌曲荟萃》一书，收用了13－20世纪的176首德语歌曲，都经我手译词，并参考了各种文学、音乐和历史资料为每首歌曲撰写注释。通过这些歌曲，可以对德国的历史、文化和世态风俗有所了解。

　　我共写有20多本专著，其中4本是有关世界国歌的著作。世界各国的国歌除了少数纯器乐作品以外，都是诗歌和音乐的结合。其歌词内容常常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宗教、地理环境、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其音乐也大多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许多国家的国歌都出自杰出的诗人和作曲家的手笔，具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艺术价值。我翻译了全世界190多个独立国家的新旧国歌共239首，如果有多段歌词，则尽量全部译出。这也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除了要将具有高度概括力和鲜明民族性的国歌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魅力体现出来以外，另一个难度就是：国歌的语言涉及的语种繁多，为译事带来很大困难。在处理这个难题时，我尽可能根据原词翻译，以免转辗迻译，增加内容的偏差。但因歌词的语种太多，有些比较偏僻的语种，其歌词只好根据其他语种的译词转译。在这种情况下，就尽可能多参考几种不同的译词，以资补救。

　　我国早期翻译家严复说：“译事有三难：信、达、雅。”歌曲的歌词是可以歌唱的诗歌；翻译歌词既要用诗歌的语言，又要配合音乐的节奏和音调，因此在“信、达、雅”之外，又增加了两难。我在数十年的译词配曲工作过程中，体会到如能符合原词的轻重律和音步结构，配合曲调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