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学“五唯”评价由来已久，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究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对西方主导的大学排行做法的盲目追逐。大学排行崇拜实际上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大学健康发展的枷锁。破除“五唯”，关键是要打破大学排行榜对大学办学的实际绑架。未来，高等教育评价既要放眼世界，更要“以我为主”，构建符合中国发展利益的评价体系；应强调“为我所用”，以对立德树人和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作为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最高标准；需优化和完善当前正在实施的“双一流”建设方略，全面清理已有的各种评价机制，取缔对标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的各种限制性要求；要设立和规范以中国需求为主导的学术成果发布平台；当构建面向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国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单独评价指标体系。

　　关键词：教育评价；高等教育；大学排行；五唯；大学改革

　　教育评价问题是决定当今教育改革发展能否健康进行的重大关键问题。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4月19日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古往今来，教育事业关涉太多“国之大者”，同时，教育事业本身也是“国之大者”。晚清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有言，“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笔者以为，教育之于国运，犹江水之负大舟，水之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当今中国，政通人和，国运兴隆，诚百年未有之盛世。然升平之下，我们更应事事思危。今教育之危，危在评价，评价之危，在其积弊。评价积弊，难以缕数。而诸弊之首且为害最重者，在于大学排行榜。它已伤及教育之根本，有损国运之昌明，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而且，当今破而未除之大学“五唯”顽瘴痼疾，其根源也在大学排行榜。

　　自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以来，教育部、科技部等部委积极响应，认真部署，推出了一系列文件措施，但是在落实层面仍阻力重重，效果不尽人意。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地方和学校，破“五唯”有宣传无实效，有雷声无雨点，方法、行动皆不得要领，“上热中温下凉”现象严重，以“五唯”为特征、以指标为内容的大学排名指挥棒，依然实际绑架着大学办学。笔者认为，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未能根本扭转，其表象是“五唯”破而未除，而根源在于对“大学排行”的盲目追逐。

　　一、“五唯”实质所指是大学评价中简单粗暴的指标驱动

　　目前，“五唯”尽管破而未解，但并不妨碍其成为教育评价的高频词。仔细梳理，我们会发现关于“五唯”的表述似乎并不一致。其实，“五唯”所指，内涵丰富，重点在“唯”，不在“五”，需要正确解读。当前教育评价中的“五唯”，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源于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即上文所引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讲话中明确指出的“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的问题”。与此提法一致的还有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也指出要“着力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第二种说法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2018年10月23日科技部、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出了“四唯”。同年11月7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前述“四唯”的基础上增加了“唯帽子”，构成“五唯”。对比两种说法，“唯论文”“唯帽子”两项是相同、共有的，前者另有“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三项，后者另有“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三项。有学者指出，第一种说法是针对教育系统整体而言的，第二种说法是只针对高等教育而言的。笔者认为，不管是哪一种指称，都难以全面概括当前教育评价中的弊端和指向。与其说这是范围涵盖的全部和局部的问题，还不如理解为问题列举的侧重而已。事实上，对论文、“帽子”、分数、“升学”、文凭、职称、学历、奖项的过度追求，已经渗透在教育评价的全过程全方位了。不管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这类问题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不必在“五唯”的具体所指和数量上去纠结。“五唯”之“五”的提法，只是一种表达列举评价弊端的统称，其目的不是要将问题具体化数字化，而是以点带面的代表性点名。上述两种内涵不尽相同的“五唯”，都难以全面表达出当前教育评价中的种种弊端，只是这两种说法列举出来的这八个指标（论文、“帽子”、分数、“升学”、文凭、职称、学历、奖项）相对而言是当前最为突出和严重的“唯”。正如古代汉语中“三”不一定具体代表三次，而是泛指多次一样，“五唯”的“五”，也是一个泛指和代称，其所指向的是多方面的内容，其实质表达的就是高等教育评价中简单粗暴的指标驱动，把多维复杂的评价问题简单化。有学者指出，“‘五唯’之所以是不良的评价观和指挥棒，其实质就在于将评价的多维变成了一维，即无视被评价对象的差异性而强行用统一的分数、升学率或者论文数量来衡量水平或质量，抹煞了事物的多样性本质”，可谓一语中的。

　　二、“五唯”根源所在是对大学排行榜的盲目追逐

　　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应对行为。当今大学“五唯”的种种行为，无不与“大学排名”指标体系深度关联。对比各式排行榜指标，我们不难发现，与论文、“帽子”等“五唯”相关的内容在大学排行榜指标中占去了85%以上的权重。国内的各种大学排行榜更是将教师第一学历、生源质量、博士教师率等指标进一步细化、强化。例如，在一些所谓高水平大学的研究生招生中，有一个现象很奇特——考分高的考生不一定录取，表现差的不一定淘汰，因为关涉大学排名中一项具体指标“研究生生源质量”。而其衡量标准，除了看学生的真才实学和综合表现，还要看他们的“出身”，即第一学历毕业学校是不是“985”高校，是不是“211”高校。有些大学为了提升生源质量指标，只要是来自“985”高校的考生，复试时就一定录取，甚至还许诺奖学金。研究生导师如果招到了“985”高校毕业的研究生，学校还可以奖励招生指标。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高校教师招聘中。一个博士毕业生去投递求职简历，如果第一学历毕业学校非“985”或“211”高校，基本上没有机会进入到“211”类以上的高水平大学。原因同样关涉大学排行的指标问题，几乎所有大学排名都将教师的第一学历情况设置为衡量师资队伍建设水平的最关键指标。不少大学甚至连招聘辅导员和教辅人员都把毕业于“双985”作为基本门槛，即本科就读学校和硕士就读学校都必须是“985”高校。

　　诸如此类的现象，出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学人才评价活动中，包括评职称、评博导、评奖项、评各式“帽子”。除此以外，“五唯”所涉及的所有其他方面和内容，包括论文数量、刊物级别、人才头衔等等，都是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的关键核心指标。无论哪一所大学，不论谁当校长，若不把这些指标提上去，学校排名肯定就上不去。排名上不去，社会、家长、学生就不认可你，很大程度上你就不是一所好大学。长此以往，恶性循环，没有哪一所大学能摆脱排行的绑架。不夸张地说，大学排名已经是几乎所有大学尤其是高水平大学关注的头等大事，实际成为中国大学教育评价的指挥棒（尽管口头上谁都不承认）。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当学校在大学排名中有了进位，哪怕是一两名的上升，大学的管理者们都会欣喜若狂，大力宣传。他们会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校内大会乃至所有的重要场合宣扬，以大学排名指标中他们学校的骄人之处来强调学校的办学质量和发展成就。相较之下，那些对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至关重要的身心健康、生命价值、真理追求、人格完善、民族大义、国家使命、人类命运等重要内容，却很少被关注和提及。正如有学者指出，对于大学排名，“多数高校尽管明知其中道理，但不能合理使用这些评价结果，被评价指标牵着鼻子走的局面较为普遍”。

　　再有，我们以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为例来看这个问题。因为西方主要大学排行榜均没有、也不可能有对应中国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的排名指标，所以，尽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受到我们国家前所未有的强调和重视，但是就因为没有在现有大学排行榜评价体系中被关注，导致几乎所有的“强调”和“重视”都只停留在口头或文件上，没有办法落实到具体的大学办学行为中去。诸如思政课教师队伍的占比达标、思政课教师职称的分类晋升、思政课教师科研成果的单独认定等，都因未能对这些排行榜指标作出贡献，而在实际办学过程中被大学主管内部评价的职能部门忽视和弱化，深陷尴尬境地。据笔者调研了解，在现有评价标准之下，很多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教师引进工作困难重重，主要原因是求职者的成果条件很难符合职能部门所强调的所谓更“高”的学术要求。而这些要求，本质上是大学排行榜的“要求”，几乎全部都是在“五唯”上的体现，是大学排行榜所追逐的各项指标下的细化内容。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思政课建设拟引进人才不符合要求，而是学校评价人才的标准不符合国家对思政课建设的要求，不符合思政课自身教学特性和育人规律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9年3月18日的全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就洞察到了这个问题，指出“要改革思政课教师评价机制，提高评价中的教学和教学研究占比，克服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等弊端，引导思政课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上”。遗憾的是，两年多过去了，思政课教师的评价机制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由此可见，大学排行榜及“五唯”破坏力是何等的强大，而一些管理者排行追逐惯性思维的顽固程度又是何等的严重。

　　三、排行榜是中国大学通往世界一流的一道壕坑，而非出路

　　长期以来，大学排行榜花样百出。这些大学排行榜本质上以西为宗、唯洋是从，表面上却打着科学中立、国际通行的幌子，极具欺骗性和误导性。其指标体系及由此造成的“五唯”崇拜，以偏概全，本末倒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办学定力，动摇了教育追求，偏离了立德树人，从方向上、观念上背离了中国教育古往今来的价值理想，导致大学乱象丛生，甚至有学者批评排行把大学搞得“鸡飞狗跳，天怒人怨”。笔者认为，大学排行追逐实际上是中国高等教育通往世界一流的一道坑，而不是一条路。它脱离了中国大学办学实际，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大学立德树人根本要求，阻碍了大学内涵质量的真正提升，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追求。更值得担忧的是，我们的很多大学管理者已经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完全将这些排行榜及其指标体系奉为办学圭臬，把立德树人的首位要求抛之脑后，忘却了教育初心，背离了教育使命，与党对教育的要求渐行渐远，甚至背道而驰。

　　“大学排行”源起美国，发端于1983年美国一本濒临破产的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 World Report）。其推出的大学排名，就是现在大名鼎鼎、风行全球的U.S.News世界大学排名。当年其初衷只是为了摆脱倒闭厄运，一开始其大学排名仅推出全美大学排名，后逐渐引发关注和重视，成为号称世界上首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排名，位列各种排行榜之首，俨然大学风向标，成就了无比巨大的商业利益。受此影响，世界大学排行发展迅速，在排行榜出现后的短短二十余年间，排行榜数量剧增。综合世界排行榜专家Ellen Hazelkorn以及欧洲大学协会（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统计数据，截至2011年，做世界大学排行的机构就有了10家左右，做国家大学排行的达50家左右。而这两个数字在2016年分别增至19和58。

　　除了商业初衷，大学排行榜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所有排名指标的设定，仅仅把重点放在了科学研究等某些容易量化的单一数据上，而忽略了教学内涵、人才质量、服务能力、创新水平和社会影响等其他重要方面，并不能客观反映大学全貌。由于经济驱动明显，又干扰大学正常办学，其负面影响日趋严重。早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就有不少高校办学者开始发起抵制大学排行运动，反对声至今未绝。事实上，欧美很多真正的顶尖大学并不重视和认可排行榜。尽管这样，由于其易于操作、足够吸引眼球且貌似公平理性，美国大学排行榜还是成功地在全球风行起来，美国大学成为世界很多大学的模仿对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大学纷纷卷入，并试图以此作为进阶世界一流的重要途径。21世纪以来，中国大学也较大程度身陷其中。

　　综观以U.S.News、THE、QS等著名大学排行榜为引领的国内外大学排行榜体系，其弊端至少有五个方面。

　　其一，评价指标过于注重量化，且指标大多是从某方面对高校办学水平进行硬性裁剪，忽视了学科和大学的整体性和软实力，无法全面准确地衡量某一学科某一大学的真实水平。例如，2020年10月20日U.S.News发布的中国高校数学学科榜单中，山东某地方高校赫然超过公认的数学强校北京大学，排名国内第一、世界第十九。同样令人意外的还有另一所山东地方高校，它以0.1分的微弱差距紧随北京大学之后，位列第三。其二，其评价模型的设定，多针对综合性、办学规模较大的大学，一些特色鲜明的高校或者一些教育质量较高但办学规模偏小的高校往往排名靠后。例如，由于体量较小和工科指数贡献小等原因，公认名校中国人民大学在最新发布的美国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居然排在中国大陆大学的第49名（世界599名），老牌名校南开大学也一直排在落后位置（世界342名），均无缘进入亚洲百强。其三，评价的倾向性太过单一，多是注重高校的科研荣誉、论文发表数量，还包括有国际化程度等与高校教学本身关联不大的评价项目等，而对高校教学立德树人的首要任务却缺乏关注，对师德师风、校风学风更是无从顾及。以美国U.S.News大学排行榜为例，其全部依据的13项指标权重中，全球及地区学术声誉占了25%，与论文及所谓被引率相关的占了7项共60%，国际合作及出版占12.5%，图书等占2.5%，此外再无其他方面的指标设计。其四，商业化性质浓厚，经济利益驱动明显。评价数据的采集、整理和分析不尽客观，甚至一度传出有个别高校出钱买排名、个别排行榜专家以排名研究为筹码染指高校内部事务和资源分配的丑闻。其五，大学排行所采取的数据分析理念和价值导向均以西方尤其是美英等国的标准为宗旨，极易造成我国科研人员国家与民族价值导向的失位、错位，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甚至对国家教育安全造成有害影响。引人深思的是，即便中国高校自己创立的ARWU世界大学排名榜，也并没有摆脱西方标准，仍把论文数、被引率，尤其是把发表在英国Nature杂志和美国Science杂志上的论文数等作为核心指标。

　　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明确，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系，涵盖立体的多维领域。一所大学的好坏，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任何一种排名指标体系，都无法全面、客观地反映出一所大学的整体性优劣。我们从任何一个具体的方面去评价一所大学都是可行的，但试图从整体上给一所大学排出一个高低、优劣的等级，则极不现实，也殊为荒唐。正如有研究指出，“不管承认与否，大学并不是完全可计算的，计算的大学并不意味着大学的真实与真实的大学。排行之所以可操作，大学可计算，是因为人们有意对后者做了切割、净化、筛选处理，从而人为忽略、过滤掉了大学自身诸多不可测却可能重要的因素，但这消弭不了大学的不可计算性。”我国大学总数有3000余所，这些高校在层次水平、历史传统、办学条件、学科特色、社会期待等方面各不相同，客观上来说不能也不应该用同一尺度和标准进行评价。大学排名的荒唐之处，就是想要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多样的事物，令复杂事物简单化、单一化、同质化，自然就使得大学发展无特色、无内涵、无活力。大学办学中，如果这些简单的标准不断被强化，同质化现象就会越来越严重。比大学同质化更严重的后果是，这些排行榜指标体系设置背后的动机不一，目标各异。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发展，需要的人才和成果不尽相同，我们切忌盲目根据别人的需求、按照他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人才培养和大学办学。中国教育首先是为中国服务的，其评价标准理当按照中国需求来设置，而不是照搬别人的标准和体系。

　　四、排行追逐下的“五唯”评价，导致大学乱象丛生

　　当下一个很严峻的现实是，在大学排行榜的挟持下，大学办学层实际上很难、也无力真正将党的教育方针落到实处，无不是被迫对照排行榜的指标体系来办学，将指标分析表当成了办学“作战图”。正如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所说，“大学排名像是悬在中国大学校长头上的一把剑，很多校长为了得到体面的排名，不得不按照排名的各项指标进行学校建设”，排名指标的具体化数据成为办学目标，分数、升学率、论文数、项目数以及“帽子”、学历成为办学追求。这种对照标准，缺什么就千方百计补什么的做法，直接导致大学人文缺失、“五唯”盛行，乱象丛生。

　　第一，造成千校一面。随着大学排行榜成为指挥棒，每一所大学都按照排行榜指标体系办学建校，失却了各校长期以来形成的办学宗旨、特色和文化，学科建设同质化严重，人才培养一个模式。长此以往，势必造成所有学校千篇一律，都办成了毫无区分度的标准化工厂。有学者称之为俄罗斯套娃现象，即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一个样，就像套娃，区别只是大小的不同。

　　第二，滋生学术浮躁。大学“排行”至上、“进位”为王的理念，必然导致大学领导层在办学过程中忽视成果产出慢的基础学科、人文学科和攻坚学科。而在名与利的双重驱动之下，高校的教师甚至学生也竞相奔走于“热门学科”“高产学科”，千方百计发论文、争项目、抢“帽子”，谁都不在意学问是否扎实，谁都不管科研成果是否有实际效用。至于教师有没有给学生上好课，就更没人在意了，因为老师只要发了论文、上了职称、得了“帽子”就万事大吉了。在此背景下，“大学曾经一度有过的那种宽松、宽容的工作氛围荡然无存，越来越多地充斥了竞争和紧张。大学学术人员越来越被当成生产学术论文的机器”。正是由于大学“排行”至上、“五唯”盛行，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大学面临学科配比不平衡、“卡脖子”现象频发、基础学科不牢、创新动力被抽空等困境。而大学思政课建设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大学排行榜的指标驱使。

　　第三，带坏教育风气。在排行机构和相关利益体的推动下，社会已经滋生“排行榜”迷信，排名风气盛行。论及大学，必看排名，看排名必宗欧美。在大学排名的影响下，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中学排行榜”“小学排行榜”，甚至“幼儿园排行榜”等等。从教师到家长，从家长到学生，人人焦虑排名，个个在乎位次，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乱象，严重混淆和损害了社会各阶层人群对中国教育成就的理性认识。

　　第四，丧失教育自信。由于“大学排行榜”缘起西方，一切以西方价值观为导向，所有指标、目标均为西方所提倡和主导，话语权也在他们。例如，大学排行榜指标中占比很大的所谓“世界学术声誉”全由他们说了算，同样占比很高的所谓“论文引用率”也全以他们的使用情况认定决定。所以，一方面由于先天的优势，西方大学多居排行榜前列，备受追捧和效仿；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身处排行榜弱势地位，某些中国著名高校被随意或刻意忽视，甚至出现个别中国顶尖高校发布进入世界一流相关消息，却引发网络嘲讽和舆论围攻。而实际上，中国最顶尖大学属于世界一流大学，已是常识，也是共识。大学排行榜助推了“崇洋媚外”现象的进一步加剧，造成不明真相的国人妄自菲薄，进而使中国社会丧失教育自信，甚至对国家教育安全造成破坏性影响。

　　此外，在排行榜实际指挥下的大学办学还面临一个非常致命的隐患，需要特别单独指出：所有在排行榜指标体系之外的建设内容，尽管是至关重要的内容（譬如立德树人工程、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国家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等等），却因不在大学排行榜关注重视的指标体系之列，而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弱势位置，或者有口号无落实、有表态无行动，哪怕党和国家的高层反复强调、不断出台文件，落实层面依旧无动于衷，甚至背道而驰。

　　还是以现在国家最为重视的、事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为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形势下，办好思政课，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并亲自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国家层面也出台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但落实层面仍然不尽人意，尤其在政策执行层面（例如人才引进、成果评价、课程建设等诸多方面），还存在最后一公里不通畅的严重问题。不少高校关于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具体实践，仍然笼罩在大学排行追逐下的“五唯”阴影之中，比较严重地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列举的情况——“一些学校口头上把思政课捧得很高，但落实不到教育、学术、人才评价机制上，有的跟国外机构设置的评价体系走，一切以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情况排次、定序、论英雄。思政课专业没办法在所谓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自然而然成为被价值评价体系排斥的对象，甚至有的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系都没有办法通过正常渠道进人、评职称，有的靠学校特批照顾。”

　　再以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落实教育部思政课教师“1：350”师生配比要求一事为例：据了解，一些学校在思政课教师进人的标准方面，仍旧是国外机构设置的排行榜评价体系那一套，用第一学历毕业学校、论文、成果等要求将很多适合思政课岗位的优秀青年博士拒之门外，其理由是建设一流大学不能“降低”人才引进标准。其实，问题实质不是标准“降低”了，而是现有标准不符合思政课建设实际。换句话说，不是“人”不对，是“标准”不对，没有真正对思政课教师引进予以分类指导和区别对待。再如，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各高校可在与思政课教学内容相关的学科选择优秀教师进行培训后充实思政课教师队伍，可探索胜任思政课教学的党政管理干部转岗为专职思政课教师机制和办法，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辅导员参与思政课教学”。但是，在具体落实层面，一些高校在“选择优秀”和“探索转岗机制”方面做得不尽人意，出现了一些统筹不够、谋划失当的情况。有些学校本来可以引进更多优秀的思政课专职教师，却更愿意采用校内教师兼职的方式来缓解思政课教师的缺口问题，殊不知这些跨学院兼职的老师因为一心需要二用而无法全身心投入思政课教学，这对于思政课质量提升并无裨益。还有些学校将并不一定适合思政课岗位的教师强行转移到思政课队伍中，用以消化其他“强势”学科的教师分流问题。更有甚者，针对个别转岗教师，还趁机解决其职称提升、导师资格等老大难问题，初衷似是调动教师们转岗从事思政课教学的积极性，实际上却造成对现有思政课教师的职业伤害——那些长期担任繁重思政课任务且条件相当的老师没能晋升职称，反而新转岗教师一来就得到职称晋升，很明显有失公平。有些学校出于强化岗位分类管理的惯性思维，将一些适合转岗、有思政课教学热情且条件优秀的管理干部排斥在思政课专任教师队伍之外，这既挫伤了他们对思政课教学的热情，也不符合国家文件精神。

　　五、需建立起符合中国利益和时代需求的中国教育评价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骄人成绩，却由于在美英主导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处于整体落后的位置，一直饱受各界的批评。批评者们抨击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运用得最多的“依据”就是世界大学排行榜，他们把我国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和差距、各种大学乱象，通通与排名数据相互补充，用以说明和否定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与成就。一定程度而言，这其实是一种缺少文化自信和教育自信的表现。事实上，我们高等教育当下面临的评价被动问题、所出现的路向困境以及正在承受的各种批判，无一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建立起真正与中国自身发展建设需求相匹配的评价体系。尤其是，我们的大学长时间以来对西方标准主导的大学排行榜体系的盲目追逐，已经让我们的大学实际掉“坑”里了，而这些“坑”，不排除国际竞争中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埋伏和预设。例如，我们自然科学领域的优秀学者，都争先恐后地将自己最新研究成果投往美英等国家设置的所谓“世界顶尖刊物”，以此获得国家大额科研经费和奖励，从而荣誉、项目、“帽子”接踵而来，名利双收。但是，这些最新研究成果最先使用的却不是中国，而是刊物主办国。更有甚者，连我们自己主导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也以将论文发表在国外刊物上为荣。在很多大学，有没有发表过“国际刊物”论文、有没有“留学经历”，居然一度成为教师评职称、论“英雄”的关键条件。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当我们的大学被世界大学排行榜绑架的同时，很多西方著名高校对排行榜却早已持不为所动的态度。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是，不少美国顶尖大学、常春藤名校就没有参加或者根本不在意世界排名。美国、英国的顶尖大学都是长期积累、自然形成的，没有哪一所是靠大学排名榜而产生出来的。大学排行本身也并不能产生任何教育价值。面对大学排行带来的种种危害，如果我们不警惕、不改变，依旧跟跑国际标准，可能会造成一种后果：国家科研经费投入越多，给予的奖励和荣誉越多，我们失去的东西反而越多。因此，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教育评价体系是当今中国教育的头等大事。

　　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笔者认为可行的对策路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以我为主”，教育要“接轨”，但更要“接方向盘”。我们应该认真梳理近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客观总结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辉煌成就和经验教训，准确研判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格局和最新形势，在与世界高等教育接轨的基础上，牢牢把握教育发展的“方向盘”和主动权，优化和完善当前正在实施的“双一流”建设方略，坚持“以我为主”，走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

　　第二，坚持“为我所用”，以服务我国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作为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最高标准。大学办学不能把办学手段当成教育目标，要强调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尤其要聚焦国家中长期战略发展需要，瞄准科技攻关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需求。同时，应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发展利益至上、安全利益至上原则，纠正“科学无国界”的片面性认识，培育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与科学应用中的国家意识和安全意识。

　　第三，取缔“大学排行榜”，禁止国内任何机构和大学发布大学排名指标体系。在持续、坚决“破五唯”的基础上，要求各高校全面清理已有的各种评价机制，抵制引用世界大学排名评价大学，在升学、招生以及职称评聘、招聘考核中取缔对标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的限制性要求。同时，探索取消大学的综合性学科评估，改设如科研创新能力评估、人才培养质量评估等单项性评估，将指标体系与国家需求直接挂钩，鼓励大学发展百花齐放。

　　第四，设立和规范以中国需求为主导的学术成果发布平台，引导和鼓励全世界优秀科研人才将最新原创性科研成果发布到中国的刊物上。在自然科学领域，设置若干国家级高尖精科学杂志，规定国内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不得在国外期刊首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取消各种学术刊物的级别和称号，在学术成果和人才评价中推行同行评议制度和学术代表作制度，鼓励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潜心教书育人；研究生在读期间不再要求发表指定级别、指定数量的学术文章，毕业论文质量由培养单位学术委员会把关、导师终身负责。

　　第五，建构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国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优秀历史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单独评价指标体系，更好发挥这些立德树人关键学科关键领域的统筹引领和思想定向作用。大力推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管理、建设的改革创新，用符合国家思想文化战略需要的、符合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规律的、符合时代新人培育要求的办法和措施，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当前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管理，坚决落实好党中央对思想文化建设和教育领域的系列文件精神，制止和杜绝国外机构设置的评价体系成为我们的教育“指挥棒”。

　　来源 | 大学教育科学微信公众号，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1年第4期

　　作者 | 黄梓根（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湖南大学非物质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