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清华大学王观堂纪念碑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

　　幽静的清华园，矗立着王国维的纪念碑，学子们每经此地总会怀着对一代国学大师的崇敬与惋惜的心情，而又总会为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陈寅恪所写的碑铭所感动与激励。碑铭中称赞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一次以凝练的语言总结表达了近世启蒙思想运动以来中国学者要求学术独立与自由的理想，成为正直学者的追求与人格的象征。早在1905年，王国维即论述了学术独立的意义，他说：“夫哲学家与美术家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因而追求真理是学者的天职，他希望“今后之哲学、美术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则幸矣”。他评论学术界时，主张将学术研究视为目的，而非国家、民族和宗教的手段；这样学术才能独立，而“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的自杀方式表现的独立与自由是伟大而永恒的。

　　作为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一生通晓蒙、藏、满、日、梵、巴利、波斯、西夏、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文字，尤精于梵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先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典籍的研究，著述精湛，在学术史上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将传统的治学格局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开拓出了崭新的学术路径，这其中陈寅恪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代表人物。

　　陈寅恪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他之于我们民族和当代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其自由无羁的思想和独立不倚的人格。陈寅恪先生的思想是独特的、自由的；其人格是伟大的、极富个性的，他对中国历史所进行的整体性思考，他对中国学术所进行的深刻探究，他对中国文化的与众不同的审视，都是高标独立、卓尔不群的。他的博大深邃的学术研究，他的特立独行的学术精神，都是当前的中国学术界所缺乏因之也是所特需的。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而悠久的民族，她在创造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同时，亦积淀了过于厚重的历史文化沉疴，而专制思想便是其最为显著的表征。封建社会的专制政体及其文化传统留给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扼杀人的个性思想和独立不羁的人格，通过政治强权和道德教化培养人的奴性意识，使人丧失自我。而人一旦丧失自我，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剩下的就只有奴性意识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封建专制体制最终在历史的渐变与演化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伦理规范、思想体系和文化特征，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里，便成为规范和制约社会及个体思想与行为的准则，进而深刻而久远地吞噬着国人的灵魂，使国民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识。对于此，陈寅恪有着最为清醒、最为彻底、最为深刻的认识。此时，在王国维的纪念碑铭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览无余。

　　可以说，陈寅恪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数不清的风浪，但他从不为形势所左右，始终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五四”以后，“全盘西化”论独尊一时，而他却以自己的勇气坚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面对喧嚣一时的政治思潮，陈寅恪做到不卑不亢，我行我素。虽然他有时迫于时势，噤不得发，但却无所畏惧，依然“论学论治，迥异时流”。并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加坚定了自己逆流而动的信念，所以在暮年的时候，他能欣慰地对世人宣称：“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