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大学教育费用问题的综合调查结果总结和结论
在过去二十年之间，大学教育费用几乎上涨了五倍，主要是由于联邦和州级政府资金减少。由于教育开支模式，特别是为了保持高等教育的就学机会和费用可承受性而增加学生补助资金，价格的螺旋式上涨趋势进一步加剧。某些证据也同时表明，研究性大学为了保持和提高它们的市场地位，正在增加开支，尤其是教育之外的开支增加。这些反应表明，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对价格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非如预计的那样稳定。
虽然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学生之间的差距仍然非常严重，但按照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比率测算的大学就学机会并未由于大学教育费用不断上涨而减少。当较高价格与不上大学的经济成本进行比较时，即使学费水平较高，不上大学的成本显然超过了就学价格。但如果仅仅将收入作为学士学位所需的其他投资的价值量度标准时，收益并未如价格一样得到提高；学士学位获得者的收益维持稳定水平。
高等教育院校在学生补助领域大力投资，以便为学生承担起大学费用创造条件。实际上，用于进一步承担补助金开支的教育开支，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领域最大的成本增加项目之一。通过提高借贷和偿还选择，学生和家庭具有更多的筹款选择，以便拿出可用现金来支付就学费用。通过学费预付、储蓄计划和已经增加这些选择吸引力的联邦税收改革措施，鼓励家庭节约资金来支付大学就学开支。提高公众对支付大学教育费用途径的了解和对大学教育费用费用可承受性实际情况的了解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这些工作旨在消除公众对大学教育费用的负面看法（通常是不正确的看法）。
由于必须找到降低成本的途径，大部分类型的高等教育院校的教育开支并未与其他类别的开支（主要是研究和公共服务开支类别）保持同步。同时，高等教育院校在寻找新财源方面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不单单希望通过学费增加收入，而且寄希望于通过私有机构和慈善性组织获得收入。总体上看，高等教育院校的收入更多样化，高等教育院校的活动与教育的直接相关性已经下降。
国家和州政策制定者对价格不断上涨的大多数反应是致力于增加资金选择，以便帮助学生解决较高的价格负担，同时也致力于提高公众对大学教育费用的认知。任何此类反应实际上都并非旨在降低大学教育费用。在高等教育院校一级，高等教育院校正在专心开展成本削减工作，包括最近旨在解决生产力和成本问题的工作。这些旨在削减成本和提高生产力的工作，通过成本削减手段，最有希望降低学费上涨幅度。同时，仅仅由于教育是高等教育院校的核心功能，这些工作也有可能冒着进一步削减教育资金的风险。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学费问题的一个根源是政府收入的作用，学费问题不可能单单通过成本削减甚或生产力提高得到解决。这些措施必须是针对学费问题的综合教育反应的一部分，包括重视收入因素。
作为政府政策对较高价格反应的一部分，学费价格结构的系统性重构并未进行。在大多数州，规定的学费政策和通过州预算和资金分配方案实施的政策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大多数州制定的学费政策更多意义上是收入政策，而不仅仅是定价策略。价格结构尚未调整到反映新增收入情况。尽管规定的学费政策（适用于大多数公立高等教育院校）主张"学费应该保持尽可能低的水平"，而实际的政策是当州收入下降时学费可以上涨，因而规定的学费政策和实际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由于政策没有得到肯定，在经济萧条和经济繁荣现象的交替循环过程中，学费起伏不定，同时未进行可更好地反应成本和学生支付能力的价格结构重构。不仅仅价格和成本之间的关系未引起重视，同时也未认真重视政府补助投入到了高等院校和整个高等教育的哪些领域。定价政策基于开销，而非内部成本或开支模式。这意味着当开支增加，学费随之上涨。对政府补助金分配和课程成本的普遍忽视，也掩盖了高等教育界重要的资金分配模式，在学士学位教育院校，学生分担成本的份额最高，而在研究性大学，学生分担成本的份额最低。
虽然对学费政策和价格结构的忽视可能是学费问题的原因之一，但它们显然并未成为学费问题的主要原因。一个更突出的理由是，不断上涨的学费（特别是在公立高等教育院校）是州实际预算政策带来的后果，州实际预算政策肯定了学费可以增加。同时对州决策者和教育领导人而言，阻力最小的办法是听任政府收入的作用下降和学费上涨。反过来，由于州资金分配作用不断下降，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院校之间对私有资源的竞争因而更加激烈，竞争程度的提升既而引起更大的开支。
不断上涨的大学教育费用对高等教育的政府政策性支持而言，是真正的最大威胁。州和联邦政策制定者（与教育领导人一起）是大学学费上涨的主动"联合贡献者"，因为他们认为，高等教育通过增加学费来弥补收入损失，同时借助财政资助增加，有能力承担起政府收入削减带来的影响。同时，政策和政治作法中一贯表示"大学学费仍 低 "，从而阻碍了价格重构和成本控制的努力。
90年代繁荣的经济形势造成州高等教育预算不断提高。结果，学费上涨速度减缓，同时某些州甚至试图降低学费。许诺保持学费稳定已经成为全国各州官员们共同的政治性口号。但不幸的一点是，高等教育预算情况改变并未引起新的政府资金分配。但在联邦和州一级，高等教育仍然处于自由支配预算紧缩状况，未来十年，预算不可能增加到解决工作负荷和通货膨胀上涨的要求。由于经济比较景气，减税压力一再出现；在1997-1998学年，州立法机关比70年代后期以来任何时候考虑了更多的减税方案。当经济萧条时，不可避免地一再上涨的学费成为主要支持财源。在低学费基数和政府收入作用不断下降的同时，高等教育预算将回到它们80年代后期的情况。
关于高等教育院校和州的建议
如过去一样，学费持续上涨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通过采取措施来确保学生可承担得起大学费用，同时也可以采取措施来稳定教育投资，以便保护下一代就学机会和高等教育质量至少与过去相当。为此目的，必须采取相关措施来改革高等教育院校内部和州一级学费决策的政治和政策环境。在最终的分析中，学费难题也是一个政治和政策性棘手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作为公益事业的高等教育的投资不断减少，同时高等教育内部文化和开支模式进一步加重了学费问题的严重性。解决学费难题需要可解决高等院校内部作法和围绕高等院校的外部政治环境问题的多角度策略。这些努力将需要高等教育的新型支持，不仅仅包括更好的公共关系，也包括"投入到高等院校的资源的使用符合公众利益优先原则"的真凭实据。同时，对于围绕高等教育财政的政府政策，以及私有化程度不断增加的财政系统对下一代教育机会和质量的影响，必须引起重视。
关于州的建议最可能有助于解决不断上涨的价格问题的是州级学费政策改革，州级学费政策改革的目的在于解决高等教育内部作法和学费决策的州政治环境和预算环境问题。具体建议包括：
?州预算办法和学费政策需要重新制定，必须针对现实，并且相互支持。一些州的学费上涨步伐飞快，但政策制定者仍然标榜学费水平低，这种主张必须彻底摒弃，以便支持现实合理的价格结构：允许适度的学费上涨，但同时保持大学教育费用的费用可承受性。同时应该制定政策来保证学费上涨的速度不会大于年人均收入的上涨速度。州领导人也应该支持旨在控制价格的教育工作，办法是通过州预算政策来鼓励这些教育工作。
?州政策领导人应该研究整个高等教育的政府补助和私有资源之间的配合安排，以便确保州资金的开支符合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同时，应该逐步取得关于所有公立高等院校按照财源和预算类别开销资源的方式的证据，以及按照财源和预算类别，私立高等院校中由州支持的学生补助金开销方式的证据。利用成本和收入数据，全部三类公立高等教育院校的基本价格结构应该重新进行评估，当有必要确保研究生和专业学生的成本负担份额最高、较低教育层次的学生的成本负担份额最低时，必须重构基本价格结构。
?财政资助在经济上保持高等教育机会的作用，应该通过重新估计和（如必要的话）州补助方案（包括关于公立高等院校教育补助资金来源的政策）的再调整得到保护。学生补助的再调整也应该包括重新看待公立高等教育院校和私立高等教育院校价格差距之间的关系，同时为了鼓励大学选择和就学，应该允许合适的学费"差距"存在，并针对合适的学费"差距"制定出相应目标。
?州领导人应该制定出高等教育普通收入份额不持续下降的目标，除非事实表明，向高等教育持续投资不再值得优先考虑。
关于高等教育院校的建议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院校必须采取措施解决学费不断上涨问题，重新树立起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的信心。旨在达到本目标的具体建议如下：
?学费收入在教育规划和预算中的地位必须改变。高等教育院校不应采取首先提出关于就学和教育质量所需的资源，然后创造收入来平衡的模式制定预算；高等教育院校应该改变成本加定价的作法，向基于价值的定价转移。首先应该制定学费限度，然后制定有关自其他来源增加收入的计划和关于教育需求的计划?价格结构应当重新评估，如有必要的话，应该重新调整。应该允许按照教育层次和课程而定的价格之间的更大价差存在。特别是在研究生和专业课程层次，较高的学费应当得到支持，同时/或者这些课程的成本应当减少，以便保证用于本科教育的政府补助。
?在削减成本和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教育应当得到保护。对教育和学习质量的关注应当摆在优先的位置。应当采取分析和行动计划来确保与其他开支类别相比较，较低的教育开支上涨速度不会造成较低的质量和效率。在制定实施某些领域的成本节约计划的同时，应当附带制定实施向其他优先领域再投资的计划。
?学术和课程规划必须与长期的资源规划统一，而不应是高等教育院校内部本质上独立的工作。高等教育院校需要制定长期现实的就学目标，配合不同收入层次的相应方案，然后作出关于重点、课程和优先次序等相关决策。需要更好地向教师提供有关课程成本的信息，以及关于未来优先项目选择的后果信息。
?对于高等教育院校准备实现的公共责任条款，高等教育院校必须负责加强自身界定这些条款的能力。
关于未来研究的建议本报告的分析内容表明，关于学费上涨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解释、原因和后果，并且学费上涨不可能通过现有的政策结构或市场作用来改变。学费问题的后果是高等教育内部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院校之间发生更大的经济性分层化，对高等教育的政府政策性支持正在不断减少。
虽然可以找到更成功的政策模式来扭转螺旋式上涨的价格趋势，但在取得关于大学学费上涨的规模、原因和长期影响的更一致看法之前，价格螺旋式上涨趋势不可能得到扭转。同时，坦白地讲，如此一致性看法不可能存在。相反，似乎未公开的肯定是"学费上涨是不可避免的"和"在基本上不会损害高等教育的目的或质量的同时，可适应较高价格的需要"。我们从这些分析中得出的推论表明，这种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学费不断上涨问题具有长期的影响作用，从潜在影响这个角度看，对高等教育的目的影响甚大。然而，我们自问题、原因、后果和解决方案之间推出的联系显然需要进一步探究。同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本分析对未来政策干预（国家/联邦级政策干预，以及州级和高等教育院校一级政策干预）的意义。这些趋势对教育质量的影响需要认真研究和重视。
以下是更多研究应最优先考虑的领域：
1）价格弹性。关于学生价格反应的大多数研究已经进行了20多年。相较于70年代晚期，当前的招生环境为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学教育费用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同时也有更多的可利用筹资选择。关于按照学生收入层次和所就学的高等教育院校类型的不同、当前环境下的学生如何对价格和补助作出反应，需要进行新的调查研究。
2)预付学费和大学储蓄计划的作用。预付学费和大学储蓄计划正在普及，但关于这些计划如何影响就学决策和价格却知之甚少。越来越多的家庭正在利用这些计划。当学生家庭准备利用这些计划安排就学时，由州政府提供的担保可能造成它们无法清偿的财务负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原因可能造成较高的价格。而且，由于大多数计划对学生就学进行了限制，学生关于到何处去上学的选择也可能大受影响。
3）资源与质量相配。通过评估学生学习成果，大量的注意力已经投入到加强教育效果。许多州的工作考核议程强调"成果"和学生的学习。然而，资源与质量的关系（并非是替代性考核办法，而是质量的一个合理尺度）似乎已经从评估议程中消失。作为教育评估要素的成本测量不得不直接置于评估和工作考核议程之上。
4）成本测量。尽管许多州采用部分基于内部成本的政策，但对成本测量的关注少之又少，同时对高等教育院校内部和整个高等教育的成本和补助模式的公众透明度也较少关注。当成本测量应用到研究生教育时，由于"如何解释直接和间接研究成本"问题在方法上和政策上困难重重，成本测量结果显得特别模糊。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获得关于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比较的相对成本的全国性数据特别困难。
成本测量并非主要是一个方法问题。成本会计方法在保持教育决策中关于如何应用方法学的灵活性的同时，为高等教育院校测量成本提供了可能，但学院文化反对成本测量，同时将关于成本的大众传播描述成技术上不可能、政治上危害重重。不仅仅商业界和金融界，而且高等教育学术界需要对成本测量的新方法加以重视。作为成本测量的一部分，成本和补助分析应该包含到高等教育院校内部评估议程之中。
5）高等院校在高等教育连续性中的作用。本研究最让人困惑的一个结论是，定价和补助模式可能正在将学生推向研究院校和社区学院两个方向。事实表明，中等和高等收入的学生越来越多地选择不就读社区学院，最富裕的学生纷纷入读研究院校。对价格反应更敏感的低收入学生，大部分集中在公立两年制和四年制高等院校。就学变化表明，90年代末与前二十年的任何时期相比，高等教育正承受着经济性分层化的风险。传统中级学士学位程度教育的逐步削弱可能给高等教育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这里并未有诋毁公立两年制和四年制高等院校的教育质量和能力的意思。我们需要对正在发生什么和发生的原因多加了解。
6）远程教育的作用。迄今为止，已经开展的调研工作主要集中在传统高等教育领域；研究工作尚未涉及到新兴专门性教育和远程教育的作用。如果这些方面得到较好的研究，整个学费难题的分析可能会有所改变。了解远程教育以更低的成本和相当的质量带来多大程度的教育机会，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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