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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邮改革之路
担任北邮校长以后,林金桐为北邮带来了全新的教育观、管理观、发展观。从推行改革的一开始,他就强调改革要有利于学校的绝大多数人,要符合大家的长远利益。
在他的倡议和发动下,学校成立了北邮教育基金会。他和他的导师叶培大名誉校长带头从自己做起,很快就有上百名校内外的教授和校友参与其中,每人捐款10000元。他把教授和校友们的慈善之心汇聚成一笔无价的财富,支持学校的发展。
当系主任时改革,当校长时改革,他都有一句话:“队伍不散,收入不减。”他说这是从“福利经济学”中学来的。因此北邮整个改革的推动都比较平稳。
1998年3月,林金桐任校长。在就职演说中,他说:“我对校长的理解是两个字:责任。”
他做行政工作,首先想到的是:能不能吸收发达国家大学管理的一些好的方法,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在操作系统的层面上去进行改革,实现我们发展的构想。如果说在他任系主任时,还仅仅是在进行一些成功的探索和总结的话,那么,到1998年,关于现代大学的教育改革,他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思路和理念,并不断地使之丰满和完善。
就任校长后发布的第一道“令”是:党务、行政、后勤职工队伍,3年只出不进;教师队伍只许进博士;小学科师资进硕士须特别批准。
1998年5月,在他任校长的第3个月,学校组建了校产集团,采取企业运行机制,按市场规律求生存。资产、人事、财务与事业行政分离,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同年年底,开始酝酿重组校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由杰出教授组成,与行政相对独立,承担学科建设、学术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咨询、评议、审定工作。
1999年3月,学校进行后勤社会化改革,按企业化经营模式组建了北京高校第一个后勤服务产业集团。
同年5月,学校机关推进了以人事分配制度为核心的机构改革,机构精简了一大半,人员精简了40%。
2000年北邮的改革有五个目标:一是“两级管理,院为基础”,院长拥有比过去大得多的财权、人权、资产管理权;二是“四项职能,教授负责”;三是“五类工种,界面清楚”,教师、科研、教辅、行政、企业五类工作人员,必须明确岗位;四是“货币年薪,一次分配”,按岗位确定年薪工资;五是“依照法律,合约管理”,完成学校法人——校长对教职工的全员聘任。
在改革过程中,林金桐论述最多的是“大学想办好,教授要负责”。他抨击“官本位”把教授理解成身份、牌子,理解成劳动分配的依据,理解成这种牌子和身份带来的工资、房子、医疗待遇等等;而他则强调教授是岗位,强调教授领导的基层学术组织是完成大学“四项职能”的基本单元。因此,教授作为基层学术组织的领导者,他就应该在履行四项职能方面全面负责。“教授岗位就是大学的关键岗位,应该确立劳有所值的岗位工资。”
与此同时也对教授就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现代大学的教授,不仅要有学识,会做学问,是学术上的带头人;而且要有组织才能,会理财管物,能带领并指挥一批人,形成梯队,并且有能力保证梯队的持续发展,只有这种类型的教授才能担当起办学责任。”
“科研改变人才培养方式”
在2004年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林金桐提出了自己对于高等教育如何制定与社会同步的战略性规划的看法:“科研改变人才培养方式。”
“创新应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科学上的发现,一个是技术上的发明,这两点组成一个创新的概念。”
北邮在鼓励学生创新,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引导学生在科学前沿寻找题目,寻找人类还未了解的领域,帮助他们设计课题,鼓励他们做一些创造性工作。这种创造性工作有两个标志,“一个是 original,即原创的,没有人做过的,没有人了解的;一个是 pre-competition,即技术上的创新应该是竞争前的。”主要指那些在商品竞争之前的研究工作,这种竞争使研究者勇于探索,探索那些最可能实现的,最有力的,效率最高的,对人类最有用的技术。
北京邮电大学以“研究型”为办学方向。近几年,学校研究生队伍一直在壮大中。学校一直强调,教师应该在前沿寻找课题,应该组织研究生或博士生多做这样的课题。
为了充分鼓励教授们将教学和科研更好地结合起来,北邮将人权、财权和知识产权的支配权统统交给教授,让他自己在科研团队中作决定,让教授真正成为自己学术和科研团队中的主人,形成“科研成果的成长就是公司的成长,就是教授自己事业的扩张”这样的一种理念,从而大大激发教授们转化成果、开发产品的积极性。
“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就应该培养能够创业也会创业的大学生。假如一个国家的青年学者没有创业精神,国民经济就不会有后劲,不会有活力。也许这个国家会成为大的制造商,但永远不会成为先进的国家,永远不会是领头的国家。
如果我们不满足我们以前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口号,如‘自给自足’,如果我们不满足今天已达到的温饱水平,如果我们不满足即将达到的小康水平,那么我们就必须培养千千万万的具有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大学生。这就是北邮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地搞一个创业大赛,为什么要强调培养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原因。北邮的即定目标是不仅培养工程师,还要培养创业者。”
他对学生说:“究竟什么是大学?你把在课堂上讲的,该忘的都忘了,剩下的就是你的大学。“林金桐认为判断一个大学是好是差的方法很简单,就看毕业生。看学校的毕业生是否优秀,是否受到了社会的欢迎,特别是要看5年、10年以后,几十年以后,他们中是否有一些人能够成功,能够成为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工程师、政治家等社会中坚力量。
他就这样用理性思考,用理性办学,用理性处事,用理性待人。他心中有一个恩格斯所说的“理性的审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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