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分五个阶段，试谈近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道路的一些特征。

　　第一个阶段，是从16世纪末到鸦片战争。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交流甚少。来华传教士传入了欧洲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力学以及火器与钟表等技术。然而，中国人几乎不了解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与社会变革。为了改革历法，徐光启主张：“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他认为，追赶西方科学的路径应该是从翻译到会通，再到超胜。这反映了中国人在17世纪对科学发展道路的一种选择。

　　康熙帝对科学兴趣浓厚。他向传教士学习数学和天文学，支持传教士主持天文台，却拒绝了由西学构建的《穷理学》。实际上，他研习科学的动机不同于法国的路易十四和俄国的彼得大帝。18世纪的“礼仪之争”显现天主教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冲突与不可调和性，清廷由此关上了与西方世界交流的大门。虽然欧洲科学技术在本质上并未对中国文化带来冲击，但在闭关政策的影响下，其向中国的传播几近中断。1712年起，康熙帝亲自指导和支持中国学者编写《律历渊源》，书中既包含传入的西方知识，也含有中国固有知识。虽然其内容不能展现当时世界先进的科学知识，也不代表科学发展的方向，但却是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前能够进行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研究的主要知识基础。

　　18世纪90年代，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争取与清朝通商。乾隆帝以“天朝上国”自居，拒绝英国人的通商请求。从那时到道光朝，清朝拥有体量很大的农业与手工业经济，并依靠传统技术维持着对欧洲的贸易顺差。那时，中国人仍然不了解欧洲发生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等巨变。

　　第二个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1895年。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迫使清朝开放通商口岸，扭转了对华贸易逆差。魏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这并未成为清朝的国策。直到19世纪60年代，社会上层意识到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遇之变局，数百年未遇之强敌”。朝廷支持曾国藩“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建议，以实现镇压太平军的近期目标，兼顾抵御外侮的考虑。

　　在自强运动中，洋务派引进美国和欧洲的舰船与火器制造技术，兴办军事工业，开启了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这些举措在围剿太平军方面取得成效，帮助清朝实现“安内”的目标。不过，清政府主要引进军事技术和少数相关技术，对西方技术体系一知半解，未发展机器制造等基础技术和基础工业。这样，技术上落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循环。洋务派也意识到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但他们在全面发展科学方面，未取得明显进展。

　　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标志着30多年自强运动的失败，充分显露出有限选择西方科学技术的弊端。自强运动不过是实践了一场残破的或者说畸形的“工业化”与“技术现代化”。中国人吸收西方知识方面受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羁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国彼得大帝“脱俄入欧”政策与日本人“脱亚入欧”政策，全面仿效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教育、经济与政治体制。

　　第三个阶段，是从1895年到1949年。这一期间，国家陷入社会动荡与民族生存危机，国家的大量财政收入用于各种战争。从光绪新政到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国家决定全面接受西方技术与科学，促进工业化建设。然而，各种举措都因为国家积贫积弱、社会动荡与日本侵华战争而难以彻底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