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羌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古老的民族之一。1990年有总人口198252人，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汶县、汶川县、理县、黑水县、松潘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和绵阳市的北川县，尤以茂汶、汶川、理县、北川为多。羌族教育发展的历史和文化一样久长，并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一、古羌人教育的起源及其基本状况

　　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起源于人类传授生产和社会生活经验的需要以及继承发展文化的需要，并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羌族教育起源很早。根据文献记载，在远古羌人的生产劳动生活活动中已出现了教育的萌芽。但直到汉代，古羌人的教育都停留在十分原始的水平上，即教育没有和经济、政治、宗教、艺术、习俗、战争等分离，没有专门施教机构、施教人员和固定的施教场所；教育内容非常简单却又十分广泛；教育手段方法主要是语言、口耳相传和行为模仿；教育具有全民性，即全体社会成员都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古羌人教育的内容

　　古羌人教育的内容相当简单但非常广泛。当时，凡是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知识、能力、品德、习俗、技艺、信仰等都是全体氏族成员所必须掌握的，因而这些东西，即原始科技、原始宗教、原始艺术、原始道德、原始习俗以及原始军事体育等都是教育的内容。

　　原始科技包括用火技术、农业生产技术、工具制造技术、纺织技术、建筑技术等，其中包含有许多原始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力学、农学、植物学等。年轻一代掌握这些知识技术需要经过长期的教育和专门的训练，这些知识技术也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得到广泛传播并世代相传。

　　古羌人在创造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生活，包括宗教、艺术、习俗和军事等活动内容。古羌人的宗教信仰是多神信仰，凡与生产生活以及与羌人起源发展有关的事物，都是崇拜的对象；古羌人原始艺术包括音乐、舞蹈、神话以及凝结物质和精神文明为一体的彩陶艺术；古羌人的习俗包括婚姻、服饰、居住、饮食、丧葬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战争在古羌人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其内容之一。这些都反映了古羌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古羌人进行宗教习俗、历史文化、生活常识、思想品德教育的生动形式和材料。年轻一代正是在这些活动中接受到天地和人类起源的教育、历史文化教育、生活知识技能教育，以及正直、善良、忠诚、勇敢、坚毅等道德品质教育。

　　（二）古羌人教育的过程

　　古羌人的教育尚未从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中分化出来单独进行，而是在生产劳动、宗教活动、艺术活动、习俗活动和军事活动中进行的，因此，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就是教育过程，整个社会都是进行教育的学校。年轻一代在参与这些活动时，从成人那里接受有关经验、知识、技能、品质的教育训练。譬如，在狩猎游牧时代，古羌人青少年从生下来就在游猎中接受培养训练，熟悉野兽及牲畜的习性，掌握其生活及活动规律、地形及天气风向等方面的知识，掌握爬、跑、跳、攀、骑等技能技巧以及制作弓箭等狩猎工具的技术，学会打猎放牧的各种方法，养成坚强、果敢等品质。进入农耕定居时代，无论农业生产、工具制造、制作陶器、纺织制衣、建构房屋，技术要求都较高，要运用到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如农学、天文学、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测量学等，年轻一代从小就在参加各种生产劳动中接受知识、技术、技能、品质方面的教育训练，学会认识各种事物，继承老一辈积累起来的生产经验，掌握从事各种生产劳动的技术，训练各方面的技能技巧，学会制造各种劳动工具，养成热爱劳动、遵守乡规民约、团结互助以及坚毅顽强、豪迈勇敢等道德品质。此外，宗教活动、家庭生活、习俗活动、军事行动等也是青少年接受有关方面教育的重要途径。

　　（三）古羌人教育的方式

　　古羌人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更无书籍。因此，无论生产劳动的知识经验和技术，还是社会生活的知识经验、技能技巧、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以及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传授和学习，都是凭借语言和行为动作，采取口授耳听心记、示范观察模仿、实习实行实践等方法来实现的。教育方法还很原始而简单。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一边从事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一边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各种生产劳动和生活活动的知识、经验、技术、技能、习俗以及本民族历史、文化、宗教、道德等内容的传授、接受活动。因此，社会实践活动从本质上说，既是教育的过程，也是教育的方法。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譬如，原始歌谣、传说、神话、故事、谚语等都是采用口头讲述、耳听心记方法世代相传的。生产劳动的知识、经验、技能则通过耳提面授和示范、观察、模仿、实习、实践等方法来传授和学习。社会礼俗、宗教、艺术，道德等方面的教育也以言传身教、行为示范、观察模仿、实习实践等方法进行。总之，远古羌人教育就是边实践、边操作、边教育，教的方法、学的方法、做的方法完全合一，体现着当时教育和社会、教育和实践的一致性和一体性。

　　（四）古羌人教育的教师

　　由于教育没有和生产劳动和生活活动分离，社会分工简单，教育具有全民性，所以在古羌人教育中，教育者主要由成人、妇女、老人、巫师、部落首领充当。在母系社会，照管教育儿童任务由妇女和老人承担。到父系社会，男子承担起了教育下一代的主要任务。由于古羌人生产和生活中的大事都由巫师主持，因此巫师既是宗教活动的组织者和领袖，又是传授历史文化、道德习俗、科学技术等的教师，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同时，部落首领、氏族长也是向部落氏族成员和年轻一代进行生产劳动技术、社会生活习俗、人伦道德准则、氏族历史文化传统、习惯法则等教育的教育者。

　　二、魏晋宋元时期羌族教育的发展

　　公元4世纪末，古羌人地区正式出现了学校教育。到宋元时期，羌族教育获得了很大发展。

　　（－）晋代后秦的学校教育

　　后秦是4世纪末十六国时期羌人姚氏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后秦统治者建都长安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的措施，在“尊儒崇佛”文教方针指导下，后秦学校教育发展较快，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当时，后秦建有国子学、大学、律学等教育机构，还推行试经策问的选士制度。姚苌建国后，即于晋太元十三年（388年）令“立太学，礼先贤之后。”姚兴继位后，又下令广泛招纳儒学大师教授于长安，大兴儒学，太学生多达一万多人。姚兴还在长安建立了律学，培养刑律狱讼方面的专门人才。《晋书·姚兴载记》：“兴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这是中国正式设置刑律学校之始。

　　佛学教育是后秦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四方义学沙门云集，大量翻译佛经，广泛兴建佛寺。每一位高僧就是一位著名佛学教育家，每一座寺院就是一所佛学学校。《晋书·姚兴载记》记载：“沙门至远而至者五千余人，………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姚兴迎西域名僧鸠摩罗什至长安，“国师礼待之，奉之如神，甚见优宠。”并在长安修建逍遥园、草堂寺等寺院，作为鸠摩罗什及其弟子翻译、宣讲、研究、学习佛经的场所。当时，译经数量十分可观，仅鸠佛罗什就主持译出佛经三百余部，为佛学教育的教材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后秦还设有僧正、悦众、僧录等佛学学官，类似于太学的祭酒、博士、助教。

　　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与选士制度紧密相连。魏晋时代，在沿袭汉代诏举贤良、察举孝廉秀才外，另创九品中正制。后秦仿效之。除诏举贤良、察举孝廉外，还建立学校教育与文官考试任用合一的制度。如姚苌下诏令留台诸镇各置儒学学官，儒学学生修业期满，通过一定考试，根据其学业成绩优劣，选拔担任一定官职。

　　（二）宋代西夏的学校教育

　　西夏是以羌人的一支党项羌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本名大夏，因处未之西，故史称西夏，历时190年（公元1039一1127）。西夏建国后历代统治者积极奉行“崇儒信佛”的文教政策，使教育制度从无到有，逐步臻于完备。

　　首先，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元吴建国第二年（1039年），正式设置著学汉学，选蕃、汉官僚子弟入学，任命野利仁荣为蕃学主持，并下令各州普遍设置蕃学，设教授训育学生。这是西夏建立学校之始。夏贞观元年（1102年），乾顺于著学外特建国学，设教授，置弟子生员三百，由官府供给食宿。夏人庆元年（1144年），仁孝下令在各州县设置学校，在校学生达三千人，又在宫庭中设置小学，凡宗室子弟7—15岁都必须入学学习。第二年，创立大汉太学，精选著名儒学家主持教授，斡道冲被任命为蕃、汉学教授。天盛十三年（1154年），设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土。西夏还逐步建立起以科目取士的科举制度。元吴建蕃学时规定；“俟习学成效，出题策问，观其所对，精通所学，（品行）端正，量授官职。”，仁孝于夏人庆四年（ll47年），策试举人，设立唱名取士法，又立童子一科，以后由科举进仕者越来越多。西夏科举考试的科目，见于记载的有进士科和童子科，如斡道冲八岁中童子举，神宗时的遵项“策试进士及第”。

　　其次，学校系统逐渐完备。西夏在中央先后建了汉学（国学、太学）、蕃学、小学、内学；在地方建立了州县学校和州县蕃学。此外，还有佛学教育制度。为了开展佛教教育，西夏大量翻译佛经，兴建大量佛寺。每座寺庙就是一所传播文化学说培养僧侣人员的学校，形成了兴庆府、甘州、凉州、敦煌、黑水城等佛教教育中心。兴庆府高台寺、承天寺、凉州护国寺、甘州卧佛寺在当时也是著名的佛教教育机构。

　　其三，教师和教学情形。蕃汉学校设置教授、博士。佛寺学校则称帝师、国师、法师。例如，元吴任命野利仁荣为著学教授，并令诸州各置蕃学教授以教育学生。乾顺时以从事郎何详为太学博士。仁孝时，斡道冲为蕃、汉学教授，又选著名儒学家任内学教授。西藏僧人波罗显胜为觉贤帝师；仁孝到大度民寺做大法会时，以宗律、净戒、玄密等人为国师念佛诵经。

　　蕃学、汉学的教学内容以传授汉文化为主。教材用的是汉文化典籍，包括经、史、子、兵、医、字等类书籍。特别重视语言文字教育，积极推行双语教学。佛学的教学内容以传授佛教文化为主，所用的教材是翻译成西夏文的汉、回 、吐蕃文经典。大量翻译佛经，就是为了满足佛学教育活动的需要。

　　（三）宋元时期其他羌族地区的教育状况

　　宋元时期，羌人主要聚居于四川西北部地区，中央政府在羌区设置州县，并开始在其地推行“夷人治夷”的土司制度和“恃文教而略武卫”的方针，一方面对羌人首领“捐高爵厚俸”，一方面进行文化教育。当时在茂州设有教授等学官。驻守羌区的汉族官员也重视发展教育。宋政和七年（lll7年），魏禧知石泉（今北川县）军时，在县城内创建学宫。学宫的主要活动内容，一是藏书，供人阅读；二是供奉孔子等先贤；三是讲学，传播汉族文化思想。学宫主要招收地方官吏、当地富豪及羌族酋领子弟。宋嘉熙二年（1238年），学宫毁于当地羌民暴动。淳佑三年（1243年）张贵接任石泉知军时得以恢复。坟川县自唐代起就有进士显第人才，如元友谅，唐元和年进士；李枢，宋乾道中进士。《汶川县志·学校·序》说：“汶邑自唐代元和中即有以进土显著，追溯其源，则建学或当唐代始。”这种推测是可以成立的。据文献记载，元代河西凉州一带曾重修庙学。庙学是利用孔庙（文庙）进行伦理道德、礼法制度、村民约教育的社会教育形式（机构）。宋时，夏国凉州有庙学存在，后毁于战乱，元延 间重修。“夏亡，郡县废于兵，庙学尽坏，独甘州仅存其迹。凉州有殿及庑。延 间荆王修庙学，尽撤其旧而新之。”据《甘肃新通志·职官制》记载，元顺帝至正年间授河西庄在浪同治的唐兀人（党项羌人）安贴木儿就曾“以孝悌忠信导民，先教化而后刑”。另外，立《肃州碑》的善居，汉文化水平相当高，其先世袭元肃州达鲁花赤，这从侧面反映出元肃州羌人的教育发展状况。宋仁宗庆历四年曾诏“州县皆立学”，设置教授。元也曾诏州县设学校和书院，置学正、山长、学录、教谕等教职。从上引史料看来，宋元这些兴学诏令在羌族地区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行。

　　三、明清时期的羌族教育

　　宋元以降，羌族聚居四川西北的茂州及松潘、理番、汉川、石泉等地（以下简称“羌区”）。明清两季，伴随官方在羌区改良吏治，发展生产，开拓交通，各地儒学逐步发展，社学书院等渐次增多，羌民文明程度日高。至清中叶，不少羌民“言语衣服悉与汉同，亦多读书识字之人”。儒学。明前期，羌区各地继前朝立学绪余，先后重修或新建儒学。如洪武四年（1371）石泉县主簿卢子亨恢复旧制重修县儒学，永乐八年（1410）茂州知州刘坚草创州儒学，景泰三年（1452）松潘卫镇守罗绮倡建卫儒学，嘉靖二年（1523）提学副使张邦奇奏设汶川县儒学等。这些地方官在辖地倡导文人人值仕必先人学，或始置弟子员“登圣人之堂为圣人之徒”或“谕以朝廷成俗之意”，着羌民“遣子弟就学读书”，日开教化；甚至有的地方官“与诸生相率唯谨，揖逊从事俎豆，彬彬然有齐鲁之风”。儒学由地方政府管理，清嘉道始置学署专司管理之职。儒学教官照例应设教授或学正、教谕1人，训导2～4人，但羌区皆有缺额。如茂州儒学原仅学正、训导各1人，嘉庆七年（1802）又“裁训导”，石泉、汶川等儒学则或无教谕或缺训导。儒学学额不仅少于汉区且数受裁减，生员贡举时间间隔较长并有延长趋势。如松潘儒学原额进生员8人，廪增生各20人，两年一贡，后经乾隆间两次“裁拨”竟减至4人和各12人，且三年一贡。凡此，反映了统治者对羌区教育日趋忽视。教学以“四书”、“五经”为主且以科考及第为目标。明至清初，羌汉科考内容与取额等方面尚有区别，雍正八年（1730）松茂道郑其储题准羌汉“一体考试”后，羌民子弟参加科考“卷面不必分别汉羌，取额不必加增，一体凭文去取”。儒学经费除由地方官吏士绅捐资和移用罪犯赎金外，还靠学田、学地收租维持日常支出。其禀膳生免征“丁粮”并享“饩银”，增广生则有学籍而无伙食供应。不少生员为谋生计，“往往代负荷取佣值”、“耕读相半”，近似今日半工（半农）半读，然“更什倍苦辛”。由于明清五百余年数罹兵灾变乱，致使学校兴废无常。茂州儒学等时盛时衰，松潘儒学等最终毁弃，汶川儒学等到清末“设置已不甚详”。

　　 社学与义学。有明一代朝廷多次诏令“更置社学”和“复兴社学”，但羌区社学之置既迟缓又有限。如茂州直至隆庆间，知州张化美才分别在城内和南明门外各立社学一所。社学招收8一14岁的“贫而好学者”，由官方“给以馆谷，俾司训课”。教学内容除《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外，还以诰谕律令及冠婚丧祭等礼节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学童中如有俊秀者，则许补儒学生员。清康熙起，因政府提倡，羌区开始设立义学，并日渐酿成替代社学之势。据所获“方志”及不完全统计：道光初茂州已有5所，石泉8所；同治间又有松潘2所，理番4所。义学多系官倡民办，教员薪俸或由地方官捐资生息支付，或靠学田义仓租谷维持。义学作为启蒙教育的重要形式，以教贫寒子弟为主，一般不收“束 ”，有的还发给学童笔墨纸砚和书籍，教学以识字、写字、对课及封建伦常为主，没有固定的学习年限和严格的教学制度，主要为个别教学，注重背诵，盛行体罚。

　　书院。明代羌区除石泉有书院“废于兵”之说外，其余几无记载。降至清乾隆，书院方逐步兴盛。要者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汶川知县李成桂建于治南的石纽书院，三十年（1765）石泉知县姜炳璋建于署西的酉山书院，嘉庆十八年（18l3）理番同知徐廷钰创办的花岩书院，道光七年（1827）茂州州官刘辅廷改置的九峰书院，以及松潘所设的岷山书院等等。书院经费主要靠地方政府所置学田维持，并辅以官绅捐款生息；地方米、酒、油、盐行的经纪人，也或向书院纳“称银”、“斗捐”。官府对书院山长、讲席多以礼相延，厚予廪汽；廪、增生徒皆有饩银，遇闰月还可增发。正由于这些书院从开办起就受制于官方，因而同于汉区，它们亦是训练应试入股的场所，流为科举附庸。

　　四、清末民国时期的羌族教育

　　自清末始，羌区顺应举国兴学热潮，出现近现代学校教育且获得较明显的发展，有的学校曾一度出现“学子盈门，争先恐后”的新气象。这些学校由各地劝学所（后教育科）管理，其招生、教学和考核等制度已日渐同于国内其他地区。

　　小学教育。清末羌区改书院建新学，小学教育呈现新气象。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起，除旧九峰、岷山、酉山书院等相继改为小学堂外，各县还新设小学十至数十所不等。民国时期各地小学教育发展快慢不一，但呈现下述新特点：（1）各县不仅有一所或数所县立完小，而且均设有一所省立小学；管理层级提高和隶属关系多样化，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2）各县分别在羌族最集中的某些聚居点，如理县（原理番）薛城、茂县（原茂州）叠溪、松潘镇坪、汶川雁门等地设置小学，便宜羌民子弟入学。（3）茂县、理县等先后创办县立女子小学，是为清末学部颁发《女子小学堂章程》后羌区兴办女子学校之先河，对发展羌族女子学校教育无疑有斩荆辟路之功。（4）国民政府实施新县制、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后，各县相继在各乡（镇）、保设立中心国民学校和保国民学校，使小学教育趋向普遍；如茂县1937年只有初级和短期小学23所，在校生773人，1941年已有中心国民学校和保国民学校37所，在校生1460人，分别约增加61％和89％。

　　中学教育。清末除石泉曾设一所中学堂外，其他地区中学之置实为民国之事。1931年秋，四川屯殖督办署在茂县创办“松理想茂汶联立初级中学”，但仅4年就因政局动荡夭折。1941年经羌族教育活动家顺公著等牵头，新建“茂松理汶县立初级中学”招生开学，这才是以上4县羌族青少年在羌区接受中学教育的开始；1946年4县因办学经费分歧，该校改由茂县自办并更名“茂县县立初级中学”。1948年，“理县县立初级中学”草创招生。凡此系民国时期羌区屈指可数的几所初中。直至1949年秋，茂县初中增招高中学生，始发羌区高中教育先声。

　　教会教育。清未民初，西方传教士陆续深入羌区传教并相继设学培养教徒。知名的教会学校有英国传教士肖化龙、毛森等人分别在茂县凤仪和理县薛城等地教堂所设华西小学、福音堂女子小学等。当时这类学校规模较小，教职工薪金全由教会支付；学生每期需交纳学费，自备书籍，家庭贫困者亦可免费入学；教学内容除新学制所定教科书和兼授“四书”、“五经”外，还必须参加“礼拜”活动；对忠实信教且有“前途”的学生，教会还给予“专门培养”。30年代末，“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在汶川建立“川西区部”（后迁理县），这一机构在羌区以传教为首要任务并广泛创办学校，包括在理县杂谷脑、立力寨和汶川威州、萝卜寨等羌乡羌寨兴建幼稚园、小学以及川西护士学校等。不可否认，教会教育的实质是“思想占领”，川西区部在羌区是以办学为途径，“宣讲福音，教人海罪，听命总部，逐步推行”。但应看到，教会学校为闭塞的羌区开启“向外看的窗户”，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西方语言文化和教会教育；教会学校为吸引穷苦学生，采取免收学费、发给衣服甚至选送学生到成都读书以及组织（羌寨）佳山小学赴蓉观光团并由华西、齐鲁联合医院为其进行健康检查等措施，都有利于发展羌区教育并在羌族史上具有特定的意义；若干教会学校后来被人民政府接管，也在客观上为新中国羌族教育的振兴奠定了相应的物质基础。

　　五、新中国时期的羌族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羌族教育不断发展。现初步形成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结构层次完整的学校教育系统，各类社会教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手段日趋现代化，构成了具有羌族特色的立体教育体系。

　　学前教育。学前教育是民国时期羌区最薄弱的环节，迄至解放仅有茂县凤仪、理县杂谷脑和北川曲山等地寥寥几所幼稚园和百余名人园幼儿。解放后各地政府重视学前教育，幼儿园数量逐步增加，规模渐次扩大。据1988年资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已有幼儿园（班）43所，在园幼儿近4000名，其中少数民族占45．4％。论单个幼儿园的发展，以茂县县属幼儿园为例，该园1948年只有幼儿30名，1990年增至420余名，不少幼儿园积极采用现代化教育手段，使广大羌族幼儿在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中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发展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如汶川威州幼儿园运用投影仪、录音机，通过看图说话和木偶表演，纠正羌族幼儿的方言土音；借助幻灯拼图和讲述画面，发展羌族幼儿的想象、思维能力和说普通话的能力；利用形象直观的幻灯画面，扩大羌族幼儿的见识，培养他们热爱家乡、热爱大自然。

　　小学教育。解放后，羌区小学教育显著发展。如茂县1950年有小学41所、在校生1072

　　名，1990年则分别增至188所、11920名。这些新增学校主要选建在远离城区的羌乡羌寨，学生数量增长又突出反映了羌族儿童入学率的提高。如茂县少数民族（主要是羌族）儿童的入学率解放初仅为4％，到80年代初已提高到89．2％，其后基本保持在90％以上。为稳步提高教育质量，各地不仅注重充实、培训师资，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坚持德智体全面育人，还通过以下两个重要途径为发展羌族教育服务。一是为保证羌民子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各地针对山乡羌寨分散、交通不便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办寄宿制和半寄宿制民族班。具体措施包括政府拨专项开办费，按月计发寄宿生生活补助费和医疗费等；有关学校配备较强师资，购置洗衣机、彩电等生活、娱乐设备，为寄宿生创造较好的学习、生活条件。寄宿制和半寄宿制利于相对固定、集中地实施班级教学，便于教师根据需要随时给学生补课和培养良好行为习惯，因而能保证教育质量。如茂县凤仪小学寄宿制民族班在1987、1988年两次全州毕业统考中都名列第一，升学率均为100％；其他羌区也通过这一途径提高了学生的入学率、巩固率和合格率。二是为帮助部分不懂汉语的羌族儿童尽快适应学校的学习和生活，采取并推广羌语辅助教学。主要措施有：要求教师制订羌语学习计划，从日常用语学起，逐步在教学中用羌语帮助学生理解教学难点；定期集中教师学习羌语，交流学习经验；鼓励教师终身从事羌族教育，把能否运用羌语辅助教学作为评定教学质量的标准之一。随着羌族教师数量逐步增多，羌语辅助教学现已更趋普及。

　　中学教育。解放后羌区各县不但设有完中一所和初中数所不等，师生数，尤其是羌族师生也大幅度增加。如理县1950年只有1所初中，40余名在校生，80年代后期已增加为4所中学、1218名在校生，其中少数民族（主要是羌、藏族）占82％。又如茂县1951年只有中学教师16名，其中少数民族仅2名，占12．5％；1990年中学教职工增加为255名，其中少数民族161人，约占63％，其中羌族104人，约占40．8％。为切实提高教育质量，各地在建设好师资队伍，办好寄宿制民族中学（班）和认真执行教学计划的同时，还广泛运用现代化教育手段，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如茂县中学在积极开展电化教育和实验教学的基础上，80年代中期又创造条件建设微机房，逐年添置教学微机并培训专业师资，几年来先后在全部高中班、部分初中班开设微机课和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使约1400人次接受了微机教学。由于羌区中学强调德智体全面育人，加之国家的大、中专招生政策适当倾斜，故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大批合格新生考人了大、中专院校，包括较大比例的羌族学生。如茂县1977～1990年共向大、中专院校输送新生1579名，其中少数民族1207名，约占76．4％。这些学生经过深造，有的成为硕士、博士，有的当上医生、教师、工程技术人员，有的担任羌区各级行政机构的领导干部，分别成了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中等专（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 40多年来，羌区中等专（职）业教育迅速发展。至1985年，汶川、茂县等地已有师范、农业、农机、财贸等4所中专；近十余年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又先后开办一批技校和职中。这些学校不仅为羌区造就了大批具有中等专业技能和职业技术的人才，而且初步形成了门类较齐备、培养方式较灵活的专（职）业教育系统，开始走上了与普通教育、

　　成人教育“三教”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主动为振兴民族经济服务的路子。为加快四川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步伐，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在汶川创建阿坝师范专科学校。这一羌区有史以来的第一所普通高校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有近10个系和少数民族预科部及干部专修科，为羌、藏、彝等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数千名合格的中学教师和党政干部。

　　社会教育。羌族自古注重社会教育。但旧中国由于民族歧视及政府忽视，羌族的社会教育迄至40年代仍处于以口耳相传和观察模仿为主的原始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羌区政府高度重视发展社会教育。从组织机构看，各县不仅规定文教局兼管文化、文艺和影视等工作，文教局文化股还把协助有关单位组织城乡文教活动，发掘、搜集、整理羌、藏族文化遗产和开展民族文艺创作等作为重要任务。从教育内容的拓展看，既不断优化和繁荣传统的社会习俗教育、民族文艺教育和社会性体育等，还把群众卫生教育、成人扫盲教育和干部培训等逐步推向深入；随着羌区文化、经济渐次发展，科技教育、广播电视教育等也逐渐兴起并趋向普及。从教育途径、手段的多样化看，不但各地都兴建有图书馆、体育场和影剧院，不少乡镇和机关单位还组建了农友之家、职工俱乐部等，电视差转台、教育电视台也逐步新设和开通。自1988年起，羌区各县还轮流举办庆羌年活动，这种综合性的社会教育活动包括羌族历史教育、文艺演出、体育比赛、书法美术摄影展览、羌区建设成就展览以及经济、科技、文化和商品交流等等，融民族传统、风情习俗、艺体科技等内容为一体，是当代羌族社会教育的一种广泛增强民族团结、富有娱乐性和科学性的别创生面的新形式。

　　《民族教育研究》19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