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编者按：当下，教育改革正处在深水区，如何在多方利益的博弈中走出坦途，是教育事业发展关键所在。关注教育前沿，关注教育一线存在的或大或小的问题，探讨和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无疑意义重大。为此，高等教育版特别开辟“前沿问题”栏目，将目光锁定教育前沿，从问题出发，为教育改革集思广益。

　　“教育家办大学，大学要教育家来办”，这本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但如果细细追寻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曲折历程就会发现，这个基本的常识却在现实中难以落实。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与困难，例如，高等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适应创新人才的培养。无论是高层领导、还是社会各界都普遍认为：高等教育理念急需更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急需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急需创新。而在重重难题中，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让真正“懂教育、负责任、重人才、没私心、有魄力”的教育家来办大学，会让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正因为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那么教育家应具备哪些素质呢？

　　视教育若性命，且忠贞不渝

　　对于立志要成为教育家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教育不只是一种职业，而应是一种人生的追求。只有将教育作为理想来追求的人，才会有强烈的事业心，崇高的使命感，才能视教育若性命，视学校若家庭，视学生若子弟，才能以第一等的正气，第一等的襟怀，第一等的追求，臻于第一等的境界，取得第一等的业绩。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教育家，他们都具有视教育若性命的情怀，在浓郁的“学而优则仕”文化环境中，却把教育事业作为终生追求，在高官厚禄面前从不为之动摇。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几次拒绝出任天津市市长和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邀请；马君武卸任广西省省长后立志投身教育，先后出任上海大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上海中国公学校长，1927年，应广西省政府之邀在梧州创办广西大学，成为成功移植德国工科大学模式的第一人。蔡元培卸任首任教育总长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实现了移植德国研究型大学的梦想。竺可桢也曾谢绝出任教育部部长职务而心甘情愿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治校卓有成效，使浙江大学获得了“东方剑桥”的美誉。马相伯变卖家族财产创办复旦大学，为复旦大学的发展贡献出毕生精力和全部心血。

　　有教育思想，且影响深远

　　教育家要有对大学理念的不懈追求，在践行大学理念的过程中形成对大学教育独到的见解。

　　在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众多优秀教育家，他们对大学教育有着深刻、系统并富有创见的思考，对今天的高等教育健康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艾略特就坚持认为美国大学“不是一个外国大学的摹本，而是根植于美国社会和政治传统而逐渐和自然地结成的硕果。它将是美国受有优良教育阶层的高尚目的和崇高理想的表现。它是富有开拓精神的，因而是世界上无双的。”在人才培养方面，艾略特强调高等学校要给予学生三个法宝：一是给学生学习上选择的自由；二是使学生在所擅长的学科上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三是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的行为转化为自主的行为，使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他率先在哈佛大学实行自由选课制。

　　在大学功利主义极其盛行的时期，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却坚持地认为大学是人格完整的象征、保存文明的机构和探索学术的社团，是独立思想和批评的中心，而不能是国家工业和社区发展的服务站。在人才培养方面，赫钦斯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理性，养成智性美德，实现最高的智慧及最高的善，从而培养出真正的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