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有各种不同的大学评估和排名，促进了大学之间竞争。竞争是优秀大学得以不断进步的重要环境，大学评价技术本身也是在竞争中才能获得发展和完善。对各种排名，中国人关心的实际中国大学距离世界一流水平还有多远，通过比较看到差距和希望，建设好我们自己的大学。
我们已经确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采取了许多应急措施建设一流大学、培养创新人才。很多人认为我们的问题主要是缺钱。的确，在教育经费、教师待遇、图书设备等方面，中国大学与世界著名大学的差距十分明显，几乎不具备可比性。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去年《财富》论坛“世界500强”讨论中，北京大学的青年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言发人深省：“国际竞争的核心不是资金和人才的竞争--资金和人才都是可以国际流动的；也不是技术的竞争，而是制度的竞争。从中国长远来看，应该学习的是制度改造。对于这一课题，更需要学习的是政府。”这一认识，对于中国的大学教育同样适用。因此，我认为，首先需要廓清的是什么是现代大学、什么是“一流大学”的认识。
从19世纪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了“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它便成为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学术自由是一个流动和发展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自有不同的规范和限度；但其维护学者自由地从事学术研究，免受非学术力量的干预，从而保持学术的丰定性(高水平和多样性)的基本精神，是清淅的和一贯的。它在实践中具有两个基本方面，即界定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和由大学的学术内行实行学术自治。
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是一个尚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今天，我们已经熟悉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但对“现代大学制度”似乎还比较陌生。中山大学的青年学者任剑涛对此有一段概括，我觉得很富于启示：大学精神和制度“……相对于组织化社会自我确认特性而言的批判性，相对于重视功利的社会习性而言的创造性与传授知识的超脱性，相对于社会分工专门定势而言的包容性”。正像一个不以赢利为目标、经理(厂长)没有经营权的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一样；一个没有奠定学术自由的价值，教授不拥有学术权利的大学，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更遑论世界一流大学。
大学之大，在于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应当看到，人才辈出、大师云集，主要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不是争功近利的政策能够速成催化出来的。我们经常感慨“五四”新文化背景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当年的气象。这只是说明学术自由、兼容并蓄、教授治校这样的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正是大师生长最为重要的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将他们作为教学和研究机构的本义，克服行政化、官场化的弊端，建立以教师为本、以学术带头人为中心的管理制度，对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学术评价和人才竞争的机制，从而营造有利于创造型人才生存、发展的环境。对于这建设一流大学而言，这种大学的制度创新和文化更新可能是更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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