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高校扩招政策，是近来人们讨论较多的问题。我国高等教育究竟应该是大力发展，还是适度发展？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围绕高校扩招政策开展讨论，会进一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不仅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而且还要从国际的角度，要用发展的眼光和从战略的高度来具体分析我国的高校扩招政策。因此，本文欲从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角度解析我国高校的扩招政策。
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经验高等教育大众化习惯上指入学人数的增长超出了传统上由特殊社会职位和需求分配所决定的少量的学术研究及职业培训。马丁·特罗把高等教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他认为这三个阶段的标志分别是入学人数占适龄人口的比例低于15%、达到15%-50%和超过50%。以此为依据，我们可以具体考察一下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历程，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始于二次大战结束，是为了缓解1200万即将从战场上归来的复员军人的巨大就业压力而采取的一项战略措施，并从此开始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从60年代至7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称做大众化阶段，70年代到80年代未可以说是大众化的成熟阶段，90年代以后的发展阶段称做后大众化阶段。日本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经历了一个初期大众化阶段，新生入学率从10％上升到35％以上。至80年代后期处于数量稳步发展阶段。之后又高速发展，1995年新生入学率达到46％，这样日本已接近大众化的后期。德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也是从60年代到刀年代初期，1960年为10％，70年代初期为20％，1994年达到34％。英国在二战后增长速度加快，1950年入学率达5%，1960年达8%，1980年达到20.1%，随后的1985、1990、1995年入学率分别为21.8％、23％和31％，也正在向普及化迈进。由英才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的转变是一个历史过程，发达国家一般都经历了相当长的积累时期，大众化大都出现在50年代后期到60--70年代。
面对二战以后世界高等教育的迅猛扩展，人们不禁要问，造成高等教育规模如此扩展的原因是什么？关于高等教育扩展的原因解释，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扩展的内力说，这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的扩展，是由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决定的，因为教育行为本身有自己特有的动力，有自身发展的逻辑，二战后世界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就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结果。一是经济制约说，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受经济发展制约的，高校的规模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平衡的，由于二战后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了高等教育的大扩张。一是社会地位竞争说，认为高等教育扩展是个体社会地位竞争的结果，由于个体所受教育的水平是该个体社会地位的升迁及其通往职业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个体要想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就必须追求尽可能多的教育。二战后，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对人才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教育重心的上移直接导致了高等教育的扩展。一是政治影响说，认为高等教育的扩展主要受政治的影响，政府决策和一些政治历史事件往往会决定高等教育扩展的规模。二战以后，高等教育的民主化趋势更加明显，人们要求更多的自由、平等和参与，妇女解放运动和争取权利的斗争，都对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产生影响。这种观点认为教育扩展与经济几乎没有关系，并极力摒弃定量分析。如美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肇始于二战后大量退伍军人的复员，欧洲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也与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的上天有关。对于以上的各种说法，德国保尔·温道夫（Paul Windolf）在《1870--1985年间高等教育扩展周期：国际比较》一书中对美、日、法、意、德几个国家高等教育扩展的历史进行了纵向考察，分析了教育扩展的周期性特点和经济增长与高校入学率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并非与经济的发展同步，有时会出现反比的关系，即经济加速发展的年份，高等教育发展减缓，而经济缓慢增长的年份，高等教育发展则加速。他解释说，经济加速增长时期，就业容易，学生宁愿找理想的工作，推迟入学；而经济缓慢的时期，就业困难，学生愿意先入学等待机会寻找理想的工作。当前对我国的高校扩招政策，很多人往往习惯于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认为我国的经济薄弱，高等教育的发展已严重超过了经济的增长，因此，主张适度发展，有限发展，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这种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我国高校扩招政策是不全面的，温道夫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教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高校扩招的原因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不能仅仅从单一的方面解释，因此，对我国高校扩招政策，我们要从政治、经济、人口等各个方面进行具体考察，才能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
影响我国高校扩招的因素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程，给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对分析我国当前的高校扩招政策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从较低水平上起步的，五十多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历经了曲折，表现出非常态性、波动性和补偿性的特点。1956年全国高校招生18.5万人，比1995年增长88.8%，1957年猛减到10.6万人，1958年之后再次快速增长，到1960年达到32.3万人，1961年减少到16．9万人，1962年则降到10．7万人。由此可见，从解放后到60、70年代，我国高校扩展很快，但波动性大，暴露出较大的随意性的特点。这与世界高教发展的周期性现象不同，表现出一种政治性的增长，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受政治的影响大。80年代之后，我国的发展步入正轨，进入了较为稳定的迅猛发展时期。这时高校的扩张与前一段时期有明显的不同，尽管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政治的影响，但总体而言，还是适应了我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情况，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人们日益增长的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以后仍保持逐年增长的势头，1999年的扩招是又一次的大飞跃。从建国后我国历年的高中生人数、高等学校数、高校教师数以及社会总产值和高等教育事业费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等的发展趋势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因素对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程度有相应的影响作用。
我们选择我国建国后历年来（1949--1996年）高等教育的招生数（ZS）作为反映高等教育相对规模的指标，用1949--1996年的高中生数（GS）、高校数（GX）、教师数（JS）、1949--1986年的社会总产值（GNP）、教育事业费支出（ZC）和教育事业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BZ）作为解释变量，得出回归方程：
ZS=6.639+0.02384*GX+1.713*ZC-1.502*JS+0.013*GSR2=0.913 校正后R2=0.901由回归方程可知，对我国高校招生数影响最大的因素是高等教育事业费的支出，其系数为1.713，另外，高校的数量、当年高中在校生的数量也对高校招生数有相当的影响。教师数与高校招生数出现了一定的背离，这显示了教师数并不是高校招生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从侧面反映我国高校教师的储备是大有潜力可挖的，当前高校教师的工作量可以更加饱满起来。
我们国家关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方针及政策选择随着改革和发展以及认识的逐步深化，由适度发展、稳步发展，到积极稳步发展，再到扩大规模、积极发展，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演变过程。1999年的扩招政策正是这一发展方针及政策抉择的具体体现。对于这一决策，却引起了不少的争论，赞同者认为，高校扩招能扩大教育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能较好地满足广大考生和家长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能缓解升学和就业的压力：能促进高等教育自身改革的力度等。反对者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还是比较低的，高校规模的扩大超过了经济的承受能力（经费难筹论）；一味追求数量的发展，会导致质量的下降（质量难保论）；扩招会导致失业率的增加，引起新的社会问题等（职业难找论）。当然，这些各抒己见的讨论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但本文认为，讨论我国高校扩招政策要从更深层次上去分析。从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历程，我们知道，决定高等教育规模的因素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不能从某一个方面、从单一的角度去认识。因此，下面就影响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因素作一具体分析。
（一）政治：我国高校扩招的关键因素关于政治对高等教育规模的作用，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了解。如二战期间，美国决定大学对妇女开攻，妇女的入学便成为当时美国大学入学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德国在1873--1975年间的三次增长也是由于其自由开放的教育政策。我国在"大跃进"时期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也是由于政治原因决定的。如195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做到使全国的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能受到高等教育。我们将以15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15年左右的时间从事提高工作"。一度使当时的高等教育规模出现一个小的高峰（如图3所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高考给一大批青年人提供了继续深造的希望与机会，此时又有一次高教发展的小高峰出现，此后，随着国家政府对国民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规模稳步扩大。
1999年我国的高校扩招政策掀起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又一次高潮，它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教育决策上的特殊案例，它体现了政府作为高等教育发展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人对决定高校扩招规模的关键作用。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许多国家政府把振兴教育作为面向新世纪的基本国策，我国政府也把科教兴国作为本届政府的头等大事。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各级政府要增加教育投入"，在"十五大"上又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教育应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教育部长陈至立也强调"要尽快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下世纪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教育就必须首先提供足够的人才资源和智力支持，就必须适度超前发展"。199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方针作出了重大决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到2010年，我国同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要从现在的百分之九提高到百分之十五左右"。这次会议的召开和《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制定，使我们又一次迎来了教育大发展的春天，这是我们当前有利的政治环境，高校扩招政策恰恰体现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同时也说明政治对高等教育关键的影响作用。
（二）经济：我国高校扩招的决定因素我国高校扩招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根据上面历年来高等学校的招生数与多种因素拟合的回归分析也发现，经济因素对高校扩招的决定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所以，需要恰如其分地估价我国的经济发展的水平，正确判断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5）及其分类办法，凡是人均GNP汇率值在765美元以下的，属于低收入国家；凡是人均GNP汇率值在765--3035美元之间的，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人均GNP汇率值为620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同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方法测算的GDP值为2920美元。这就是说中国的人均GNP在620--2920美元之间。据此可以说，中国目前的人均GNP水平介于低收入国家和下中等收入国家之间，处于经济水平由低收入国家向下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过渡期。国际经验表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硼4000美元阶段，居民消费将出现两次结构性变化。第一次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变化的标志是食品消费份额明显下降，教育、卫生保健、通信消费份额上升，成为消费热点；第二次变化是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后，住房消费份额明显上升，形减消费的新热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1000美元至4000美元阶段，居民消费呈现出与世界各国发展相同的趋势，教育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成为广大居民热衷投资的一大领域。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已高达6万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为子女上大学作准备"的储蓄动机所占的比重升至44%，明显高于为养老和购房的储蓄动机（分别为38.4%和20.3%）。但是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相称的，无论用毛入学率还是用每10万人口中的在校学生数这两个衡量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指标来量度，我国并不比低收入国家高。1994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4.6%；每10万人口中的在校大学生数为440.1，才刚刚达到低收入国家90年代初4.5%和417.7的水平（如表1、表2所）。
表1 1990-1996年我国高等学校毛入学率和每10万人口的大学在校生人数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每10万人口的大学在校生数 334.3 311.5 320.7 380.1 440.1 464.2 477.1毛入学率 2.7% 2.8% 3.0% 3.8% 4.6% 5.2% 5.7%
表2 各类国家毛入学率（%）和大学在校生占人口比例的平均值（90年代初）
类别 样本数 毛入学率（%） 每10万人口中的大学在校生数低收入国家 52 4.5 417.7下中等收入国家 49 22.4 1946.0上中等收入国家 18 15.8 1446.1高收入国家 30 53.0 3901.2
因此，我们要正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世界的差距，充分认识到国际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的趋势，在高校发展规模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既不能脱离我国的经济基础而好高务远。又不能受制于经济的制约而束手束脚。
同时，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深入，我国经济开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产业结构和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教育的重心也逐步上移，这也进一步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1950--1981年，全世界范围以及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各大经济部类的劳动力比例发生了如下变化：
表3 世界各经济部类劳动力比例的演变（百分比）
地区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1950 1970 1981 1950 1970 1981 1950 1970 1981全世界 64 51 -- 16 23 -- 19 26 --发达地区 38 18 10 30 38 34 32 44 56发展中地区 79 67 59 8 16 20 12 18 21
演变将以高文化素质劳动力比重的迅速提高为特征，第三产业也将逐渐增加智力密集型经济和高素质劳动力的比重。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适应技术密集型和智力密集型的特点，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人口：我国高校扩招的另一影响困素人口众多是我国的一大特色，穷国办大教育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给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给高等教育造成很大的压力。人口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完成，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近年来，尽管我国一直在扩大招生规模，但仍不能满足广大学生和家长的迫切要求。日前，有报道说，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也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仍是比较低的。从全国范围内的平均入学率来说，1998年才刚达到9％左右，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1985--1995年，各国平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从12．9％上升到16．2％，我国与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二是接受高等教育学生的性别和民族比例有所变化，女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在学生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据报道，北京大学1999年扩招的名额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少数民族的学生，另外，女学生的数量也有一定数量的增长，这种趋势同国际上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一致的。发达国家女生在高等教育学生中所占的百分比在1965年是38％，到1981年上升至48％，发展中国家从27%上升到35％，而且女生人数的增长速度普遍超过了学生总人数的增长速度。我国女生从1985年的33％增加到1995年的35％，20世纪末的增长速度更加明显。有研究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18--21岁）峰顶为2007年，达9200万人，高峰期为2006--2010年，年平均为8955万人。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在21世纪初将得到更进一步的扩展。
对我国高校扩展规模政策的若干建议（一）提高我国教育决策的科学性从我国五十多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逻辑，我们不难发现，对我国高等教育究竟如何发展，决策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常常缺乏可行性的论证，从而导致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轨迹呈现出波动性，而且波动的幅度很大。可以说，过去我们的决策是一种绎验型决策，受政治的影响较大。所以，我们要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性，避免高校规模的大起大落。制定高校扩展政策不仅要考虑到供方的能力，还应考虑到需方的要求，并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国际形式的变化作出合理的决策。
（二）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走综合发展之路高等教育的发展既受到外部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同时还受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它的发展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我们在处理好高等教育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高等教育增长与政治影响的关系的同时，应努力协调好高等教育发展的数量、质量、结构与效益四者之间的关系。数量增长是首要因素，它不一定会带来质量的下降，只要我们在扩充数量的同时，避免泡沫式数量增长，注意教育质量的提高。结构要合理，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发挥高等教育的规模效益和结构效益。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挖掘现有高校校舍、食堂、教室、实验室等设施的潜力，加快高校后勤社会化进程，积极发展职业技术学校、民办高校和其他办学形式，进一步完善奖学金、贷学金、勤工助学和困难补助等配套政策措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遵循自身发展规律，走稳定、协调、健康的综合发展之路。
（三）要善于借鉴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知，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在不同的国家，由于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表现出不同的规律和特点，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又存在许多相同之处，表现出大致相同的发展趋势。如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出现在二战后，在60--70年代，绝大部分国家都进入了大众化阶段，这里高等教育的发展既受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人口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又要保持内部数量、质量、结构、效益等的动态平衡。我国的高教系统要始终成为一个开放、动态的系统，善于汲取国外高等教育大众化好的经验，又要避免它们曾经走地的弯路。
 |
京公网安备 11040202430174号
![京网文[2017]10376-1180号](/images/indexnew/www1024.jpg){kind=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