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1999年我国高等学校招生由上一年的108万人扩大到156万人，增长了44%，这是建国以来招生人数最多和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如此巨大的跨跃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研究这些心理反映，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制定，不无意义。

　　一、扩招在社会公众中引起的心理反映第一，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渴求得到满足。据有关调查显示，中国家庭消费排序中，教育消费排在第一、二位的占到了被调查对象总数的68．8％。希望自己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家长占到了被调查者总数的89．8％，其中希望接受本科教育的为47．6％，希望接受研究生和大专层次教育的分别是28．4%和13．8%。这种渴求心理在下岗职工中更为强烈。上海《下岗职工家庭教育心理调查》发现：77．6％的父母要求子女达到大专以上学历，而这其中的56．6％要求子女达到本科或硕士学历。这些数字表明，接受高等教育，增强自身立足社会的竞争力，已成为人们的共识。1999年的高校扩招为几十万求学者打开了高等教育的大门。部分地区的高中升学率因而迅速提高，如上海市高中升学率达到了95％，由此也导致了高中入学率的提高和提高高中教育质量的迫切要求。因此，扩招对全国教育的发展确实有促进作用。

　　第二，公众开始担忧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由于中国公众追求高等教育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因此他们自然关注扩招可能造成的教育质量下降的问题。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带来教育质量下降当然也是世界性的难题。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过去之所以很低，一方面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的软硬件建设跟不上。目前，我国高校推行后勤社会化，可以部分地解决高校硬件问题，而我国高校师生比例1：8．1的现状表明，高校的软件资源有很大的挖掘潜力。从长远观点来看，高校后勤社会化是解决高等教育硬件资源不足的有效途径，但需要做好大量的前期工作。目前，无论是各高校，还是社会各方面，都未对此作出有效的准备。同样，如果扣除了高校庞大的行政和后勤人员，我国高校师生比已经达到了1：10．35。若减去统计方法等造成的误差，与发达国家的1：14最佳师生比值相差几乎很小了。国家教育部在《关于新时期加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到2005年使高校师生平均比例达到1：14。以现有师生比值是1：8．l推算，扩大招生具有相当潜力；而从超过1：10的比值来看，扩大招生必然造成高校师资的紧缺。在硬件和软件均跟不上的情况下，扩大招生之后，教育质量下降的现象难以避免。如果出现这种现象，不但与中国公众强烈的目的性心理相违，也将对高等教育今后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第三，对今后就业难的担忧。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谋取一个收入丰厚的职位，是公众共同的心理预期。近几年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日趋严峻。1999年的扩招虽使几十万人成为幸运儿，但他们今后就业却令人担忧。已经就学的在校大学生对扩招可能带来的就业压力也十分敏感，其表现就是在校大学生要求转换专业的越来越多。山东省一些高校为此对在校学生转换专业实行明码标价。高校新生不入学比例逐年上升，是社会对高等教育毕业生就业担忧的又一种表现。据报道，仅江苏省1999年不入学的新生有1000余人。上海崇明县在1999年就有60人最终放弃了大学录取机会，600名获征求志愿的考生中也有300名左右放弃了录取机会。由此可见，社会公众的选择心理已相当强烈。它表明，在中国高等教育国家不包分配的背景情况下，中国公众已经把教育投资视为一种风险投资。转换专业和不入学实质上是一种“选择性”投资的表现。

　　中国高校扩招之所以会在一般公众中引起上述心理反映，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是由中国公众高等教育需求的性质决定的。从上述心理反映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与发达国家的需求有很大区别。发达国家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一种质量需求，即在发展层次上，为追求自我价值更高实现而引发的需求。我国公众的这种需求是基础性的生存需求，即为了求得基本的社会生存能力，而以在其他方面作出牺牲来促成的。这种生存需求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高，而越发突出。例如，我国近年来“考研热”持续升温，但是，大多数报考者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学问或学到更多知识，而是为了增加求职的资本。受这种需求的影响，基础教育现在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据调查，多数中小学生已经把“将来找个好工作”排在了读书动因的第二位。

　　中国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我国居民存款余额在1997年已达到4．6万亿，其首要意向是子女的教育支出。但据世界银行1998至1999年度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995年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居民个人存款的60％为20％的人所有。这样，多数人在教育上投入越多，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就越少。因而，教育的不断增长，是以其他经济部门需求的不断萎缩为代价的。

　　（二）是由中国公众的教育消费心理决定的。中国公众教育消费心理有强烈的功利性。当今社会，人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教育投人，换得高于一般的回报，相对于传统社会来讲，现代人追求的回报更多的是经济利益。公众追求高等教育的功利色彩，使得社会对受过高等教育而待业的承受能力极差。广东一名“博士后”在人才市场上长期“待售”，已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待业造成的社会冲击力就可想而知了。如果真是如此，那必然会引起公众对接受高等教育价值的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