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24日，教育部和国家计委联合宣布，1999年普通高校招生从上年的108万人扩大到156万人，这样高达45%的扩招幅度是建国以来罕见的。
不少经济学家发表言论，说高校扩招是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有的人甚至对此进行测算，列出大学生当年额外增加的消费支出项目为：提高标准后的学费；额外增加伙食费；额外增加铁路客运费；额外增加住宿费——于是得出结论：1999年增加48万普通高校学生，预期导致本年度国民经济总产出增量至少为70—80亿元。
现在全国每年有1400多万初中毕业生，其中一半上不了高中；有350多万高中毕业生，其中70%上不了大学。无论是上高中还是上大学，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少专家说，尽快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是缓解升学压力的好办法，可以为素质教育创造良好条件。教育界也在努力论证高校扩招这一举措对教育改革带来的好处。
存在许多误区
与高校扩招同步，社会上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许多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之一：高校扩招能尽快拉动消费
高校扩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拉动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慎重分析。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水平长期偏低，因国家财力所限，近期大幅度增加投入的可能性也不大。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根据“谁受益、谁投入”的原则，受教育者支付一部分学费作为成本补偿本是天经地义，事实上人们也愿意在这方面花些本钱。但据此就可以认为现在银行里的6万亿元个人储蓄存款会因为高校的扩招而花出几千个亿来，恐怕还得打个大问号。因为假如每年增加100万的招生规模，按生均年成本仅5000元、生均年消费1万元计算，每年才增加消费150亿元。况且，老百姓在教育上投资显著增多了，在其它消费领域的投资就会减少。另外，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差距明显扩大。据统计，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最低的20%家庭，其恩格尔系数和教育支出负担率之和已超过70%，次低收入的另外20%家庭这一数值也超过70%。对于这40%的家庭而言，继续大幅度增加教育支出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事。
误区之二：高校扩招可以延缓就业，减轻目前的就业压力
高校扩招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就业问题？有关资料表明，目前全国城镇失业人数为600万人，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另外全国每年有700万初中毕业生上不了高中，有250万高中毕业生上不了大学，因此，即使在今年普通高校招生156万人的基础上再增加100万人，对于近千万的待就业和已经失业的人数来说，仍然是一个很小的比例，到底能否减轻就业压力就可想而知了。况且当前的就业问题回避了，将来的就业就没有问题了吗？
误区之三：应充分满足人们对上大学的迫切需求，实行高校大规模扩招
有人拿每千人口中大学生的数量来说明我国与西方的差距，进而提出高等教育应该有超常规模的发展。事实上，我国因为人口众多，许多指标完全按照人均数字来简单相比，是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因为最关键的是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非常低，比如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四十分之一，而在1995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是日本的将近五分之一，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比较而言，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低。还有人拿印度的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同我国相比，认为同属于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应该向印度看齐。事实上，在60—70年代印度高等教育因为脱离实际需要与可能盲目追求规模和速度而造成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已经被世界上不少国家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所诟病，近年来印度也在逐渐调整政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报告1998》的统计，印度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4%，低于我国7.3%的发展速度。
误区之四：高校扩招潜力巨大
不久前某大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现阶段我国很多高校的资源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如果去经营北京大学的产业，把现在的学生宿舍全部改成教室，学生住到附近由社会或企业所办的学生公寓里；给每一位教授和讲师都排满课时，北大至少可容纳十万名大学生。不知道这个数字从何而来，但我们知道，北大现在有学生一万多人，照此推算，现在北大大约富余90%的教师。不知事实到底是否如此？
毋庸讳言，目前我国高校教育资源浪费的现象普遍存在，校舍设备没有充分利用，与国外相比生师比不合理，学校办社会使得管理和后勤人员队伍庞大，这些弊端都需要革除。但并不是如有些论者所说的那样高校教育资源有数倍于现在的潜力。就目前现有普通高校而言，由于不少教师已在民办学校兼课，许多高校也招了不少函授生和夜大生，教师挖潜也是有限的。从校舍看，普通高校目前的教师利用率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白天为全日制学生利用，晚上和周末也有相当一部分被成人教育利用，这方面打主意的余地可以说是越来越小。总体而言，校舍不足是当前扩招的瓶颈，但是假如完全像国外那样由社会提供，还要看学生的支付能力。据统计，目前高等学校中经济困难学生已占全部在校生的20%左右，如果再付房租，这个比例无疑会进一步扩大。
误区之五：高校“宽进严出”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
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的大方向。有人认为，应该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实行“宽进严出”，让所有的高中毕业生只要愿意都可以上大学，而且并不见得所有的大学生都可以毕业，这样，中小学教育也不用为应付升学而发愁了。
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难度之大固然与目前的升学率低有关，但关键还在于全社会没有形成一个人才选拔和使用重素质、重能力的良好机制和风气。从教育内部来说，大量落后的教育观念、死板的教育方法、陈旧的教育内容都阻碍着素质教育的实施。因此，实行“宽进严出”，反而可能由于把关不严带来大学教育质量下降问题，由于国家不堪重负而从学生中大量收取学费带来贫困生问题，由于大批学生中途辍学带来的教育资源浪费问题，由于学生就业期望值高而社会难以容纳大量高学历人才而带来社会问题。
误区之六：产业化是今后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
高等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高等教育确实具有商品属性和私人生产的特点，因为人们在付出一定成本接受高等教育以后会获得一定的回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要实行上学交费。但并不是说这样就可以把高等教育当作盈利的事业、赚钱的买卖。因为教育又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其主要表现在教育消费的结果，不仅对本人有利，而且对社会有利。对人类文明的积累、传承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切都决定了它不能像私人产品一样完全产业化、市场化。
那么，这是否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就到此为止了？是否说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就是最好的？非也！
解决问题之道
加强政府对高等教育规模结构的宏观调控。不可否认，高等教育供求总量的失衡，特别是结构性失衡，对社会发展会产生许多不利影响。例如，对高等教育个人需求过旺而导致的实际供给过多，不仅会带来社会资源的浪费，更可能会造成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失业，也有可能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基于这些因素，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会甘冒风险，听任高等教育总体规模和结构完全自由发展。尤其是目前在我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必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使得高等教育规模结构政策与实际供给，社会需求比较接近，确保高等教育在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最大贡献的同时尽可能地满足社会需求。
建立合理的高等教育发展的层次结构。在我国，1022所普通高等学校中，大学、学院就占了590所，而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只有432所。在高等教育重心偏高的情况下，许多高校不在办出自己特色上下功夫，而是盲目攀比，一味追求升格，纷纷设置硕士点、博士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人才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是多层次的，既要有学识广博精深的高级专门人才，又要有掌握某一学科基本理论和技能的一般技术人才，但更多需要的是通晓某一专业、有一技之长的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工人。如果不切实际地盲目扩大本科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会造成人才浪费与人才短缺并存的局面。因此，当前应该在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同时，调动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大力发展适合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等职业教育。
改革社会用人制度，缓解社会上对高等教育的一部分虚假需求。目前的教育改革，受到传统的人才观念和社会用人制度以及刻板的户籍制度的制约。社会上普遍存在盲目追求高学历、忽视实际能力的倾向，造成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这对教育过程和教育目标也产生错误导向。只有社会不拘一格选人才，学校才能真正不拘一格育人才。应在全社会转变观念，改革社会用人制度。要依法抓紧制定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明确对各类劳动者的岗位要求。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中要体现学业证书与实际能力并重的原则，并为出类拔萃的中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应建立国家职业资格协调指导机构，在全社会实行学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并得的制度，并加强学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之间的沟通和衔接。
认真对待支付能力不同的受教育者的高等教育需求。对于个人具有较强支付能力的高等教育需求，要积极引导，在生源质量达到一定标准的前提下，努力满足这种需求，另一方面，为了实现高等教育的平等，必须实事求是和充分考虑普通家庭的实际教育支付能力，制定大多数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高等教育收费标准。对于支付能力不足而素质较高的受教育者，应降低其支付标准，或通过各种形式比如奖学金、贷学金以及勤工俭学等补足。此外，要提高受教育者就业后的个人投资回报率。应该说，在学生上大学不交费的情况下，教育成本全部由国家财政支付，毕业生就业后必须在其创造的价值中通过税、利向国家补偿其垫付的全部教育成本，故其低薪是有依据的。然而，当教育成本不全部再由国家支付而有相当部分由个人投资时，毕业生就有权在就业后得到他自己投资部分的补偿回报。只有充分体现投资与收益的合理性，才能使人们真正认同个人对教育的投资，也才能使贷学金的偿还具有可操作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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