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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觉得您这次能够获奖，是您作品中的什么地方打动了评委呢？

　　莫言：我想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作品的文学素质。因为这是一个文学奖，他授给我的理由就是文学，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的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于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和种族的、族群的局限。

　　记者：您的颁奖词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您觉得这个评价中肯吗？

　　莫言：我还不知道，这种颁奖词都是高度概括的，高度概括的话往往应该说是比较对的。

　　记者：之前您获奖的呼声特别高，您在网上一直特别低调，回应各个媒体之前的采访时说，“您不想说，没有看法”，当时为什么这样低调？

　　莫言：我要跳出来的话不成了滑稽剧了嘛，人家是一个博彩网站在说，在拿我出彩，我自己当了真出来说，那不是很荒诞。我也关注了网友们对我的一些看法，有挺我的，也有批评我的，挺我的也好，批评我的也好，都对我是一种帮助，因为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才有这种可能性，而在过去的平面媒体时代，一个作家不可能知道这么多人对自己的评价，不知道这么多在喜欢你，也不知道有这么多的人在厌恶你，所以我第一次面对了广大的读者，所以我想对于最近一个时期来，网上对我和诺贝尔奖的这种争论，实际上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世态人情，也照出了我自己。

　　记者：莫言老师，这是88年第一期的《天堂蒜薹之歌》，这是《文学的批判性》，您对文学有什么看法？

　　莫言：一个作家的写作应该立足于文学，立足于写人，作家是生活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他描述的社会生活也是包含了政治、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所以一个关心社会的作家，一个关心民众疾苦的作家，他的描写自然会带有批判性。我觉得文学作品批判是一个重要的功能，但是真善美也要歌颂，一个作家在选取内在题材的时候必有一种内在的东西激发了他的强烈共鸣，然后才可能产生灵感，然后才会运笔如飞，然后才能写出既让作家自己感动又让读者感动的作品。

　　记者：后来翻译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对一些愤怒的东西也丢失了？

　　莫言：一度使用过《愤怒的蒜薹》这个名字，后来还是恢复了使用《天堂蒜薹之歌》，这样更贴切一点，另外也更具有艺术性。我记得当年美国作家斯坦培克曾写过《愤怒的葡萄》，我这个《愤怒的蒜薹》有一点跟在人家后面鹦鹉学舌的感觉。所以1987年我的作品，确实是我想当时我是比较年轻，写的时候激情澎湃，书里也表达了我当时对社会的看法和认识，当然也许有偏颇的地方，我现在基本还是认为这个东西非常能够代表我对这个社会的态度，人生态度、文学态度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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