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古代的这些教育虽然包含了对成人的教育活动，也产生了与现代成人教育思想息息相通的教育思想，但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成人教育。中世纪宗教传播教育可谓是声势浩大的成人教育活动，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学者和成人教育活动专家们把这种活动绵延数千里，横贯三大洲，传播过数学、自然科学、医学、艺术、文学、工程学、建筑学等社会发展必须的知识，但由于没有正规的教育形式、场所等，所以没能形成真正的成人教育形态。哈利·格拉顿在研究中世纪雅典、罗马和其它许多地区这种教育活动没被保留下来的原因时说：“由于当时没有持续的、正规的教育形式，因此这些教育活动很难像某一政治或哲学时代那样被长久地延续下去。然而，上述教育形式消亡的最关键因素也许恰恰是由于这些教育计划作为当时的文化与政治的表达方式有着极其重大意义，以至每一位新的军事入侵者都将其视为必须予以摧毁的目标”，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中世纪的成人教育虽然只可称得上一些“活动”而没有形成任何体系，但它却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或是“促进”或是“促退”的作用。到了成人教育萌芽时期的17、18世纪，这种作用就更加突出地显露了出来。

　　较为完整的成人教育雏形应该是以成年人为教育对象，采取适合成年人的方法以满足社会发展和个人需要的一种有计划、有组织、有目标的教育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的成人教育形态的出现应以英国最早。1737年，威尔士牧师格利夫斯·琼斯（Griffith﹒jones）在不列颠发起了大规模的宗教教育运动，并组织“巡回贫民义务学校”教人们阅读和书写。这所学校虽然条件简陋，流动性大，课程内容也仅限于《教义问答》，但是它所取得的成就却十分惊人。据有关资料估计，1737年至1766年至少有15万人在这所学校学会了阅读和书写。这一成人教育活动对于当时的社会扫除文盲、使人们更加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来讲，不能不说是做出了卓越贡献，其对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18世纪中叶，英国以蒸汽机的使用为标志，首先在棉纺工业拉开了产业革命的序幕。这次产业革命是从手工业向大机器生产过渡的技术革命，对劳动者提出了提高文化水平，掌握新技术的客观要求。于是就有了对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性的教育和训练，同时也推动着成人教育从文化教育方向派生出了职业教育的方向。许多文献上经常提到的诺丁汉劳动妇女星期日学校（Sunday School for Working Women）就是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下诞生的。1799年格拉斯哥（Glasgow）安德生学院（Andersom）的年轻教师乔治·白贝克（Geoge Birbeck）为工人免费提供了专门设计的科学课程，随后这种班发展成为工艺学院（Machanics Institutes）并在全国扩大。正如曼彻斯特工艺学院创始人本杰明·海伍德（Bonjamin Heywood）所说“这种学院的目的是要教会工人工作所依赖的一些科学原理，向他们展示这些原理的实际应用，以及他们如何应用这些知识，使他们彻底了解他们的职业，提高他们的素质，以改进他们的工作”，同时也“教会他们如何提高自已，给他们在空余时间以幸福而愉快的服务”。

　　产业革命提出了对成人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成人教育的发展又推动了产业革命的发展和成果的巩固。包括成人教育在内的社会教育的发展无疑都会作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推动力之一，推动着社会前进的历史步阀。J·R·盖德和C·J·泰特缪斯在分析了英国产业革命与成人教育的关系后指出“可以这样说，美国、法国和俄国的革命来自于成人教育，而同时革命又促进了成人教育的发展。在俄国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在列宁的支持下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扫盲运动。运动是由列宁的妻子尼基塔·克鲁普斯卡娅领导的，目的是使人民对迎接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有所准备，后来发生的古巴、中国和越南的革命也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发动革命战争以前以及斗争过程中必须着手抓教育”。

　　J·R·盖德和C·J·泰特缪斯总结的规律说明，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革命往往要以教育为先导。革命开始前，一些先知先觉的先进人物要通过教育向人们传播革命思想，启发民众觉悟；革命中要靠教育指导、武装人民，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革命胜利后要靠教育使“那些参加社会和军事革命的男人和妇女们很快就学会他们以前还非常陌生的新知识、新方法”，从而能够胜任新的管理工作任务。而这些教育活动大多都是通过成人教育形式展开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或革命的发生，都会推动成人教育的发展，成人教育的发展又会促进革命的成功。辛亥革命是这样，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是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也同样是这样。回眸历史，成人教育与社会变革互动关系的轨迹清晰可见：19世纪末叶，中国社会正酝酿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具有维新思想的志士仁人提出了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主张，同时也把成人教育的启蒙思想——平民教育观念引入中国。尽管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取缔了几乎所有的新政措施，但适应社会发展进步潮流的平民教育思想却无法从人们的观念中抹去。在一些先进人物的推动下，这一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逐渐成为人们争取受教育的权利、争取个性解放的重要武器。因此，19世纪末中国社会就出现了许多专为成年人举办的通学所、宣讲所、讲堂、夜校等成人教育形式。在这种教育新潮的推动下，清政府在1904年1月13日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也把“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列入《癸卯学制系统图》。这种“实业补习普通学堂”所招收的学生就是年满16周岁以上且已从事农、工、商各业或准备从业的各类成年人。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非常重视教育的发展和成人教育工作，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任教育总长时就积极倡导平民教育和成人教育，并在他主管的教育部内设立社会教育司管理成人教育工作。1912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的《学校系统令》、1913年颁布的《壬子癸卯学制》都将成人教育纳入学制管理体系。1916年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还亲自实践，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开办了平民夜校和校役夜校。这一举措不仅翻开了北京大学成人教育历史的第一页，而且也首开了中国普通高校开办成人教育的历史先河，其重要意义在于直接推动了当时的平民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开展。有资料统计表明，1918年时，全国已有通俗教育讲演所2597个，通俗教育会342个，巡回宣讲团742个，巡回文库259处，简易识字学塾4851个。这些教育形式对于宣传科学真理，传播西方文明，教育平民大众，巩固辛亥革命成果等都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