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

　　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给国庆长假增添了喜庆气氛。高兴之余，不少人也发出疑问，获奖者何许人也？有媒体披露，屠呦呦是一个“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无留洋背景，无院士头衔，甚至她本人也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11年，屠呦呦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美国拉斯克奖，才开始走入国人的视线。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并非只是个案，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人们普遍困惑的是，为什么屠呦呦没有拿到国内科技大奖？中国科学界主流的答案是：无法确定青蒿素获奖的归属。对此，有媒体冠以“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交锋”进行概括。这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任何大型的科学研究基本上很难由个人独立完成，包括国外那些获得大奖的科学家，其成果也需要团队支持或集体攻关，但这并不抹煞关键人物的关键作用，也不影响那些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

　　至于屠呦呦为什么落选院士，有分析认为，这依然与青蒿素的发现究竟是个人还是集体成果有关。其实，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在我国包括院士评选在内的各类人才评价过程中，非学术因素有时占了过重的分量。

　　不仅在院士评选中，而且在其他一些人才计划的评选中，敢讲真话、不善交际、卓有贡献者落选，已是屡见不鲜。人才评价的公信力因此遭受质疑。如果我们继续对这一状况熟视无睹，如果不建立一套科学、公正、透明的人才评价体制，如果依然把是否博士、海归以及发表多少篇核心期刊论文作为评价人才的主要标杆，如果政府还不简政放权而是不断设立各种评选，如果广大科研工作者整天忙着争头衔、项目而无法潜心研究，就不可能形成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万众创新、人尽其才的局面。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瓶颈问题。

　　值得进一步反思的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科研条件艰苦、科研经费不足、国际交流滞后的情况下，我国科技工作者能够取得青蒿素、牛胰岛素这样的能够触及诺贝尔奖的原创成就，而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科研条件大为改善、研发经费源源不断、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却难以出现类似的原创成果？

　　对此，可以从很多角度加以分析，除了科研人员的责任感、奉献精神等因素外，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缺乏以原始创新为导向的结果性评估。国际上进行绩效评估，注重的是结果导向，区分了投入、产出和结果三个不同范畴。犹如治病，不是看花了多少钱、吃了多少药、看了多少医生、动了多少手术——这属于投入和产出，而是看是否得以康复，这才是结果。我们目前的科技管理体制，恰恰主要是在投入和产出上做文章，如获得多少项目、投入多少资金、引进多少海归、发表多少论文等等，至于最后的结果如何，有多少原始创新、对经济社会是否有重大意义等，则鲜有问津，造成大量的无效投入和产出。

　　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缺乏一个健全的学术市场。正如欧美的学术市场非常“识货”，既不会鱼目混珠，也不会明珠暗投，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和诺贝尔奖就是一个显例。只有存在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学术市场，才不用煞费苦心去人为地搞那么多的评价指标和人才计划，以是否海归、博士、院士、长江、千人等论英雄，以发多少论文、争多少项目、拿多少经费来衡量科技工作者，而是看他们有没有原始创新，有没有被学术市场认可的重要成果。

　　我们在由衷祝贺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同时，不希望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继续下去，也不想看到“事后诸葛亮”的各种追捧，而是需要从中认真反思我国科技评价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调整优化科研成果的奖励机制、科技人才的评价机制和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

　　（作者系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上海市软科学基地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