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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睡早上起,谁规定的?
2014-03-25 译言网

  被后人称为“现代睡眠研究之父”,Nathaniel Kleitman生于1895的Bessarrabia(现名Moldova,属罗马尼亚)。Kleitman的少年时代像一场噩梦。先是为了逃离大屠杀到了巴勒斯坦,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20岁的Kleitman被迫飞往美国,在纽约降落时他身无分文。28岁时,Kleitman终于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很快成为学院的一员。随后曾经研发过Ovaltine(且试图将其推广为治疗失眠的良方)的一家瑞士公司Wander成为了Kleitman睡眠研究的首位赞助方。

  在Kleitman出现之前,某位评论家曾经说到,睡眠“就是生理学中完全空白的一部分”。没人想过去研究睡眠。因为它已经被错误地定义——睡眠是人体的一种状态:非清醒,同时也并非昏迷或者死亡。是什么吸引了Kleitman的注意力聚焦于这一学术性意义当时看起来有限的领域,我们并不清楚。不过也有人说,这一决定与Kleitman本人当时处于边缘的背景有关。

  Kleitman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睡眠实验。6名年轻男性参与者被要求在连续几天内保持完全无睡眠状态,然后他们接受了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测试。Kleitman本人也参与到实验中作为实验样本的一部分。作为“强制失眠”实验的参与者,他比其他所有实验对象坚持的时间都要长:150小时。Kleitman之后描述到,到达某段时间后,他感觉得精疲力尽而且出现了幻觉。Kleitman认为这种种症状是可预见的,“因为这个行为本身是违反身体规律的。”当被要求给出更具体的说明时,Kleitman说他有种感觉,就好像他“和实验研究者们有了一场激烈争吵”。在另一次自我实验中,Kleitman在猛犸洞穴(美国Kentucky)内度过了6周时间,试图将一天24小时的周期延长为一天28小时。他没有成功。

  上世纪50年代,Kleitman的睡眠研究有了新的赞助单位。一家名为Swift的肉类加工公司有意研发某种针对婴儿的高蛋白食品,目的是促进婴儿睡眠质量。就是在这个时候,Kleitman和他的一位学生Eugene Aserinsky, 开始了他们伟大的探索之路。Aserinsky当时正忙于毕业论文。他将一部早期版的脑电图机连接到睡眠者(实验对象)的脑部,这样每夜得到的脑电图样本数据可达半英里。在实验过程中,Aserinsky留意到,每晚总有几个时间段,实验对象的眼睛会剧烈地反复移动。Kleitman坚持重做一次该实验,这一次实验对象是他女儿Esther。1953年,Kleitman和Aserinsky向世界首次提出了“快速眼部运动”,简称为REM睡眠。Kleitman的另外一位学生William C. Dement(现Stanford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将这一年称之为“睡眠研究成为科学领域之一”年。

  REM睡眠的发现激发了关于将睡眠分类的一系列猜想。睡眠第一阶段,人体大脑发射出Theta电波,这一波束的规律是缓慢且规律(相对人体清醒时发射的脑电波而言);第三阶段,大脑发射出Delta电波。这一电波甚至比Theta更慢,但是相对很不规律。轻微的声响既能使人从第一阶段睡眠中醒来,而进入第三阶段后,再大的噪音可能也无法惊醒一个睡着的人。灵长类,海洋哺乳类动物,鸟类甚至鱼类都有着不同的睡眠模式。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鼠狐猴(最小的灵长类动物)每天睡眠15小时以上,但只有大约1小时是REM睡眠。宽吻海豚只用半个大脑睡觉,另外一半大脑清醒所以它们不至于在睡觉时溺水。而鸫则每次只能打个少于30秒的小盹。

  科技发展让睡觉研究更简单经济且无害。2003年,某位睡眠研究专家宣布“睡眠研究的黄金时代来临了”。自此,数百上千计以睡眠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出现了,范围之广涉及从“中国青少年睡眠问题”到“野生黑犀牛的睡眠模式”。仅仅以美国为例,目前有两千多个睡眠诊所正在营业。而这一切都让我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这是睡眠研究的黄金时代,为什么我们累成这样?

  床上的可能发生的故事很多,而睡眠问题可能是最常见的。2011年某项调查显示,多余半数的美国成年人(30-64岁)几乎每晚都有睡眠困扰。而近2/3成年人抱怨睡眠不足。根据国家科学院预计的数据,5千万到7千万的美国人忍受着慢性睡眠障碍的折磨。这一现状既烦人且危险。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最新一项研究发现,5%的成年人承认最近一个月内至少有一次驾驶途中打盹。来自美国交通部的报告则更为惊心:睡眠驾驶(DWD)导致每年美国境内四万起交通伤害事故,以及1500多起死亡。

  长期积发性疲倦已经成为许多新书的主题,专业睡眠研究者和自身有着失眠问题的业余作家都瞄准了这一领域。 David K. Randall的著作《梦境:睡觉科学初探险》则属于后一类,一本适合失眠时读的好书。

  Randall开始创作的动机源自自身的一系列睡眠问题,包括睡眠中大笑,哼唱,呼噜,弹跳,乱踢,甚至有一次他梦游中撞到了墙。对于这一普遍的现象,书中他思考了大量可能的解释,光源太充足,气温太高,体重超标等等。他发现这种种猜想都有可能。电灯的出现让人类在黑暗里有了选择,所以不必再像古人一样,天黑之后只能胡思乱想。现代的床垫和寝具在夜间也可以保持人体必需的温度。肥胖则增加了睡眠窒息(睡眠中窒息然后醒来后精疲力尽甚至有生命危险的循环)的可能。综上种种,Randall认为刚刚出现的“疲倦治疗”领域有着美好的前景。一位Randal采访过的睡眠专家则预测“疲倦治疗师”在大公司会很快变得像会计师一样常见。就像人们说时间一样,睡眠就是金钱。

  可能Randal最新颖的观点就是:我们最好都单独入睡。他提到了一系列研究都报告了成年人单独入睡质量更高。其中一项实验内容包括观察在一段周期内夫妻睡眠状态。半数时间参与实验的夫妻睡在同一床上,另外一半时间则在不同房间入睡。当他们醒来,他们多半会说睡在一起睡得更好。但事实上,当夫妻两人分别入睡,他们深度睡眠的时间比在一起时长了三十多分钟。Randall在这里引用了英国Surrey大学睡觉专家Neil Stanley教授的实验。Stanley的观点是:只有一个原因让我们共享一张床。

  如何定义“睡眠问题”?Matthew J. Wolf-Meyer在他的作品《那些熟睡的人们》中提出了更具争议性的观点。California大学人类学助教Wolf-Meyer花了四年时间来采访每一个参与睡眠研究的对象,包括医生,技术人员,病人,病人家属。他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必须把睡眠方式当成睡眠问题中最关键的部分来思考。他写到,“非常可能,正常睡眠就是病态睡眠。”

  Wolf-Meyer把晚上11点左右上床,次日清晨7点醒来的程式称为“睡眠加强模式”,现代人被灌输理应这样睡觉。任何其他模式——白天睡觉,时睡时醒,半夜惊醒,——都被认为是不健康不正常。这跟我们人类的过去太不一样了。Wolf-Meyer注意到,直到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前,“就像世界各地其他人群一样,美国人习惯很闲散的睡眠,每天睡两次甚至更多。”人们习惯日落不久便去睡觉,四五个小时后醒来,然后祷告,聊天,吸烟或者做爱。(据说Benjamin Franklin喜欢在这段时期裸身坐在椅上阅读。)然后,人们会再度入睡。

  Wolf-Meyer谴责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把正常人类行为变成了病态举动。“这种强制的睡眠模式是基于美国社会各种机构的固定工作时间,”Wolf-Meyer写到,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业社会工作制度导致的,从早到晚,12到16小时的持续工作。这一状况直到20世界初才变成了8小时工作制。”所以11点到次日7点这个时间段人们很难充分睡眠,因为不习惯。

  慕尼黑Ludwig Maximilian大学医学心理学教授,同时也是《生理时钟:睡眠类型,社会时差以及为什么你这么累》的作者Till Roenneberg,同样将这种普遍性的睡意归咎于现代社会工作制度。不过Roenneberg认为这更多的是人类生理的一个怪异之处而非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

  我们都有生理时钟,或者以Roenneberg的名词来说,“睡眠类型”。有人倾向于早睡早起,属于“早起的鸟儿型”。也有人习惯晚睡晚起,“猫头鹰型”。Roenneberg提到睡眠类型似乎有着很大的遗传性,然而由于基因的复杂性,遗传因素的影响似乎并不大。以一周为周期,工作时间决定了我们应该每天早上9点左右到办公室。这一时间对鸟型睡眠类型的人群再合适不过。而猫头鹰型的人群呢?他们知道应该按时睡觉,但他们做不到——他们是猫头鹰啊!这样一来猫头鹰型人群往往要比他们生物钟设定的时间早上好几个小时起床。这就是Roennerberg定义的“社会时差”——每个工作日猫头鹰型人群在一个时区入睡,却另一个时区醒来。如此直到周末,猫头鹰们精疲力尽。于是周末他们往往试图“飞回”他们的生物钟时区。下个周一,不同时区的白天与黑夜循环再次开始,如此往复。

  而对鸟儿们来说,问题恰恰相反。如果你周末晚上也早早睡觉,你很难有什么社交活动。不过,就算鸟儿们在party玩到凌晨三点,第二天清晨他们也不会留在床上——他们是鸟儿!所以只有等到下个周一他们才能好好休息。

  Roennebery认为年龄也对睡眠类型有着很大的影响。初生婴儿更多是鸟儿型,这样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初为父母都会被婴儿天亮就醒的习惯弄疯。青年少时期则变成猫头鹰型,这就是为什么中学里大堆看起来像僵尸的小孩。Roennerberg号召将中学日常上课时间推迟。他的理论依据来自研究发现在推迟上课时间的学校中,学生的表现,积极性以及出席率都有提高。(Minnesota的某个学区实行了这一时间表,并发现班级前10%学生的SAT平均成绩提高了200多分。学校理事会主席承认这个结果令他“大吃一惊”。)不过Roennerberg也提到,通常老师和学校管理方并不乐意改变,而宁愿相信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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