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口述纪实选摘

百废待兴  实施改革大计
派遣留学  教育率先开放

　　访问：曹司长，您一直在教育部从事外事工作，并且担任了多年的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亲身参与了我国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的改革。请您介绍一下教育领域的对外开放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它在国家整个对外开放政策中的地位如何？

　　口述：1976年粉碎“四人帮”，举国欢腾。然而，那时的中国大地，已被“四人帮”搞得满目疮痍，国家百废待兴。中国的前途在哪里？经过短暂的激烈争论后，得出的回答只有一个：改革开放。

　　要知道，到了“文革”后期，中国的外语翻译人才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1972年开始尝试向外派遣留学生。那时教育部还处于瘫痪状态，只能由外交部以“学习员”名义，对外以“外交官子女”身份，选派了几十名“文革”中毕业的“高中生”，赴几个大国学习外语。1973年成立国务院科教组，由周总理的联络员刘西尧同志任组长（同时兼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并在科教组设立外事组（即后来的教育部外事局、国际司）。

　　1978年6月23日，在谈到清华大学的工作时，小平同志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这是五年内快出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同时，明确要求：“今年派三千出去，怎么选派、派到哪里、要订好计划”。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教育部随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从1978年7月起，教育部一方面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一方面紧急约见各国驻华使馆官员，商谈留学生派遣事宜。得知中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后，各国驻华使馆的反映可以说都是感到“不可思议”。记得当时我们一位副局长会见西德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时，那位我们习惯称之为“老铁”的女士，瞪大了眼睛，连问了三遍：你们准备派多少？当我们向她确认“每年3000人”后，这位“老铁”几乎惊呆了，两手一摊，连呼：“这简直是倾盆大雨啊”！

　　其实，不仅外国人觉得“不可思议”，就连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也不敢想象。从1972年到1978年，我们只向30多个国家选派了1978人。当时每个留学生除吃住实报实销外，每个月只有合15元人民币的外汇零用费。一下子每年派3000人，国家哪来那么多外汇？现在回想起来，不得不佩服小平同志的战略眼光和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当时的世界舆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迄今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尚无先例”，“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的政治自信心”。当时“文革”的余毒还远未肃清，有人担心，把那么多年轻人派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染缸”里，会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小平同志指出，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中国经济领域的真正开放应该是从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后，提出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开始的，那是1980年2月了，也就是说比教育领域的开放晚了一年半的时间。所以我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最早是从教育领域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