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有两件很琐碎但充满趣味的小事，可从另一角度透视陈寅恪推荐人才时的认真与公正，同时，也可折射出他的知人之深与爱才之切。

　　事情是这样的。他的同事浦江清和学生朱延丰都希望能翻译一些西洋著作，于是，他写了封信给胡适：“近来又有清华教员浦君江清欲翻译Ovid之Metamorphoses，不知公以为然否？浦君本专学西洋文学，又治元曲，于中西文学极有修养，白话文亦流利，如不译此书，改译他书，当同一能胜任愉快也。又清华研究院历史生朱延丰，欲译西洋历史著作，不知尊义如何？是否须先交呈试译样本，以凭选择？大约此二君中，浦君翻译正确流畅，必无问题，因弟与之共事四五年之久，故知之深。朱君则历史乃其专门研究，译文正确想能做到，但能流畅与否，似须请其翻译一样式，方可评定也。”

　　一个是自己的学术助手，一个是自己的研究生。手背手心，舍一难忍。他只好如实反映，为胡适代加分析，甚至替他想好解决办法，真是难为这位热心人。特别是朱延丰当时正陷于情感困苦之中，这位希望能分散爱徒抑郁的史学大师一知内情便亲自出马，挥笔相求。

　　不过，同是对待这位爱徒，陈寅恪在学术上的做法却显得有点“不近人情”。因为，在后来留学名额教授讨论会上，作为朱延丰导师的陈寅恪却推荐另一位学术更成熟、并非自己学生的邵循正出洋留学，在当时引起不小震动。但他却理所当然地认为朱延丰学业未精，不宜留洋。所以，他在后来给校长梅贻琦的信中就坦荡地说：“朱君不派出洋事，当日教授会议时弟首先发表只宜派邵君一人……苟朱君可以使弟发生出洋必要之信念者，必已坚持力争无疑也。”这，无疑是他谨严治学，不徇私情的直接反映。前者的温煦与后者的严苛，正好全面展现了这位学术大师的为学为人风格。

　　作为百年树人的大学教授，陈寅恪深知人才对学术传承与流播的深远意义与作用。同时，作为以文续命的史学家，他也深知力荐人才，其实，是将前人和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人生理想以另一种别具深意的形式延伸与光大。这种一片冰心，洒落无尘，逢人说项，脱手相赠的朗落襟怀，使得他赢得同辈及后人发自内心深处的钦佩与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