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清华之人

　　后世论之，周诒春离开清华的真正原因，在于当时外交部内部的派系斗争。亲日派上台，一为周诒春提供奥援的颜惠庆遭到排挤，而掌控巨款的清华校长这个肥缺，亦为人所艳羡。种种原因层层加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然而，在从晚清到民国那个经济变革、政治跌宕、文化撞击、社会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在与所有以上因素都息息相关的教育问题上，在清华这个如此特殊的小世界中，纵没有这些外部原因，身处两种力量拉扯较量之中的掌舵人，是否又能安然无恙？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二十年中，校名三更，校长十易。”周诒春离去之后，清华校长更替仿如家常便饭，最短者任职仅3个月，更曾出现连续11个月无校长的局面。苏云峰对这些匆匆过客的清华校长们的履历背景曾一一加以详查，得出的结论是——“每位都有良好的学历和能力，但不一定有办学的兴趣和热忱，多数以清华为跳板，活跃于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或与学生相处不良，被学生赶走，或在清华的时间太过短暂，乏善可陈。”

　　上世纪30年代初，清华人事最为紊乱之时，据当时校刊记载，学生曾派代表，到周诒春家中请“老校长”返校任职。校刊还发出呼吁：“请教育部即任命周诒春为校长，如教部仍不顾同学公意任命他人长校时，一概坚决拒绝。”

　　周诒春并未归来。这件事，加之此前他曾婉拒曹云祥发出的担任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顾问的邀请，被某些研究者推断为周诒春对清华存有心结的证据。但是，只看他在抗战期间，对贵阳清华中学的大力促成，不仅以清华为之命名，更将校训、校歌、教育方针和管理制度一一移植，而且在生活上亦对时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和其他来黔清华校友照拂毕至，便知道，这种揣度应是低估了周诒春的境界。

　　事实的真相是，他太忙。

　　从清华引退后，从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大约是周诒春一生中最忙碌也最有成果的时光。据徐辅治的回忆，周诒春那时担任的职务有天津永利公司董事长、北京仁立地毯公司董事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托事会主席、北京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北京中国营造学会理事长、北京图书馆建筑委员会委员、北京欧美同学会董事、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执行委员，一度还兼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

　　而且，只要身在其位，周诒春便尽力谋其政，从来不肯做华威先生式的挂名董事，也不肯因为身在某一机构便偏离自己为社会谋福利的立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何廉曾回忆道，1926年，当时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有意聘请何廉出任社会调查部研究主任，许以月薪400元，而何廉在南开的月薪只有180元，相差甚远。他向担任基金会董事的周诒春请教是否应当接受这个邀请。周诒春对他说，南开虽苦，但可以做事，不仅能做研究，还可教课，劝他不要为钱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当时的南开校长张伯苓商量一下。后来，何廉得到一笔特殊经费，用于创办南开经济研究所。在筚路蓝缕的开创期间，周诒春极力帮忙，几乎每日都利用自己的专车，陪同何廉四处奔走，搜集整理材料。

　　在1934年的英文版周刊《中国评论》(China Critic)上，曾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和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主持人物特写专栏“知交剪影”(Intimate Portraits)的温源宁这样描写他所熟识的周诒春：

　　“如果他不是不断的忙碌，生命便没有价值。从早到晚，他总是在为某项计划辛勤劳动，以满足某种社会需要或是解决某种社会问题。他可以像个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那样对你说话，支持他实际活动的却是永不褪色的理想主义。今日的周诒春，实在是一名勤奋工作而未能获得适当报酬的劳动者。在北平或是在上海，无论在什么位置上，他都是一名热心公务而效率极高的人物。他说不上富有，甚至算不得小康，但是为了劝诱一名百万富翁拿出一笔钱来赞助一项有意义的事业，他会毫不吝惜地掏他自己的腰包。”

　　这些有意义的事业中，包括周诒春一如既往的爱盖大楼。

　　清华同学会成立伊始，他便出面募集捐款，在北池子骑河楼购买布置了一个会所，内有游艺室、会客室、会议室及单人宿舍多间，以备校中教职员及学生来市区工作或休假时住宿之需。而早些时候欧美同学会的成立和会所的修整，也出自他的大力倡议之下。他的目的，是将清华毕业生和欧美留学生联合成一支有组织的力量，以更好地造福社会，不至于像当年的留日学生一样，“政府以巨资培养学生，毕业后恝然置之，任其自寻出路，以致学非所用，无裨实际”。

　　1920年，美国政府第二次退还溢付的庚子赔款，为保管及运用这一款项，于1924年9月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周诒春的推动下，这笔赔款的一部分被用以建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位于北海西岸文津街上)。据孙锡三回忆，在整个工程进展期间，周诒春“每日早晚两次，风雨无阻地亲临工地视察指示，是以，保证了它的建筑质量”。直至今日，这栋仍在使用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宫殿式建筑，依然为中西合璧建筑的典范。

　　这一幕，在1938年贵阳清华中学兴建新校舍时再度重现。根据王思元等人留下的回忆录，当时在贵阳担任省府委员兼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长的周诒春，“每到星期日，便早早乘他的小车从贵阳到花溪，视察学校或与师生谈话。每次总是下午很晚才回城里，风雨无阻，几无例外。可以说，周诒春在贵州七年多，绝大部分的休假日是在清华中学度过的”。

　　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如此热心为所在机构组织添置资产的人，却几乎从未花心思给自己买房置地。抗日战争结束后，时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的周诒春前往北京办理敌伪机构接收事宜。由于他此前在北京的住宅早已折价偿债，只好借住于友人孙锡三客厅旁的一个小房间，其秘书徐辅治在床旁另搭一帆布床。但当农林部的另一名接收特派员徐廷瑚提议将一房屋和设备颇好的接收的日本人住宅拨给周诒春使用时，他却断然拒绝。

　　他亦不图名。在贵阳时，清华中学的基建经费大部分是周诒春以为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字达铨)祝寿的名义筹集来的。当时教师们曾提议，既然学校的礼堂可以因此被命名为“达公楼”，至少也应有一建筑被命名为“寄公楼”。周诒春却正颜答道：“只要我在世一天，就不许用我的名字命名任何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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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将周诒春离开清华后的所作所为一一厘清，在这一大背景下，他于1918年的离开，便不再是悲剧式的退场，而是某种带有深刻象征意义的新的开始。

　　生于华夏沉沦、中原板荡、民生艰难、内忧外侮之际，一个享万兆国民血汗之供养的“受教育的人”，一个拥有强健之身体、活泼之精神、具有完全人格的现代中国人，何能一直苟且偷安于环境优裕的“世外桃源”之中？他当如何负起自己的责任，回应美国教育家乔治·康茨振聋发聩的提问：学校敢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吗？

　　早在1915年11月出版的《清华学报》上，周诒春就以《受教育者的责任》为题，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这与他一直以来对学生的谆谆教导如出一辙：振兴实业，普及教育，改革政治法律，整顿金融。而在告别清华的日子里，这些正是他之所为。正如温源宁所洞见的，“他(周诒春)并不把他的工作看成是一个职务，而看成为实现他心中理想的一种手段”。抗日名将、清华毕业生、同样亦是周诒春门下高弟的孙立人有一句流传颇广的名言：“一日清华人，一世清华人。”所陈述的，也是这一道理。

　　1934年，胡适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一改20年前在《非留学篇》中的尖锐质疑。他慷慨激昂地写道：

　　“平心说来，‘最近二十年’是中国进步最速的时代；无论在智识上，道德上，国民精神上，国民人格上，社会风俗上，政治组织上，民族自信力上，这二十年的进步都可以说是超过以前的任何时代。这时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现状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现，然而种种缺陷都不能减损这二十年的总进步的净盈余。”

　　“这二三十年中的领袖人才，正因为生活在一个新世界的新潮流里，他们的人格往往比旧时代的人物更伟大：思想更透辟，知识更丰富，气象更开阔，行为更豪放，人格更崇高……照我这十几年来的观察，凡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老辈中，如高梦旦先生，如张元济先生，如蔡元培先生，如吴稚晖先生，如张伯苓先生；朋辈中，如周诒春先生，如李四光先生，如翁文灏先生，如姜蒋佐先生：他们的人格的崇高可爱敬，在中国古人中真寻不出相当的伦比。这种人格只有这个新时代才能产生，同时又都是能够给这个时代增加光耀的。”

　　如果你详察这份名单中列出的人物的生平，便会发现，他们或多或少，都与庚款和清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作为其中与清华关系最深切的周诒春，更是用他的一生，为我们描摹了一颗沉默无声的种子，在黑暗中经历了种种挫折与幻灭后，是如何以一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自我牺牲精神，终于繁衍成一片壮美的森林。

　　1958年8月30日，75岁的周诒春在上海病逝。只有在他足不出户的晚年，家人才终于有机会与他相处，而在那之前，他的时间，全部给了他的学生、朋友和事业。当我们辗转托人找到周诒春之子、已经96岁的周华康先生，想要向他打听一些其父的生平琐事时，得到的答复是，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不同父亲生活在一起，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从梁实秋到孙立人，均在回忆录中屡次提到，“周校长一直把我当自己的孩子看待”，“比父子见面还来得亲切”。

　　周诒春，字寄梅——如果可以，请你记住这个名字。因为当你享受着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与便利时，需得知道，这个国家，亏欠这些种子般的人物良多。

　　(本文资料来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周刊》(1914至1931年各卷)、《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人物志》、《民国史料丛刊(文教、高等教育)》、《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吴宓日记》、《美国教育史：城市化时期的历程1876～1980》等著作，并参考了陈鹤琴、孙立人、刘师舜、孙锡三、王道立等人的回忆录，周诒春先生及其家人的老照片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提供，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