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青年学者王传超并没想到，自己一篇不到两千字的文章，会引起学术圈内巨大共鸣。

　　“一针见血！完全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青年教授薛宇感叹。

　　“说出了我们大家一直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发链接给薛宇的张亮生说。这位32岁的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研究员当天甚至将文章打印了出来，反复阅读。

　　这篇题为《给年轻人一个机会》的观点性文章，只是4月30日《自然》专刊上“放大镜下的中国科研”专题中的一篇。在文章中，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王传超博士呼吁：中国有必要与其它国家一样，为新毕业的博士生提供资金和机会，以免青年科研人员外流、长期留在国外或完全脱离科研界。

　　“博士刚毕业时恰好是人生中精力最充沛、思维最活跃的时候，但条条框框的限制把人捆得像个粽子。”戴着一副眼镜、身材清瘦的薛宇有些激动，“给年轻人一个机会，为年轻学者松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他很快把文章转给身边的年轻学者们，又引发了一场讨论。而张亮生当天写的有感而发的博文，则获得了科学网上两万多次的阅读量和50个推荐。

　　从事科研，他觉得自己的人生轨迹几乎可以预见

　　就在热烈探讨科研评估体系应当怎样“给年轻人一个机会”之时，薛宇收到科学网编辑邀请，针对这个话题，参加一个不限时的在线讨论。一同受邀的还有张亮生。

　　“感觉做科研就是发发论文，心里不踏实，咋整？”

　　“想出去读博见世面，又觉得留在国内可以攒人脉，纠结。”

　　“刚工作，总是被单位要求频繁地转换课题，怎么破？”几天前，讨论刚一开始，短短几分钟之内，数十条问题便出现在屏幕上。

　　年轻人们的问题五花八门，薛宇对着屏幕却只看到俩字——迷茫。“这是学生和年轻学者普遍的感觉”，他已经工作了9年，这种感觉却仍然伴随左右。

　　和很多八零后一样，35岁的薛宇偶尔也会向往一下“不一样的人生”。但从事科研，他觉得自己的人生轨迹几乎可以预见。

　　曾有人对他形容在读博士们的命运：杰出的博士毕业后，人生的轨迹便是，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教授，教授……直到最后去世成为死教授。不够杰出的博士毕了业，就只能转行，在远离专业的其他领域“打酱油”。

　　博士的出路似乎越走越窄，薛宇觉得，是科研评价体系出了问题，“在国内，评价一个学者的方式几乎就是数论文。”

　　他一度理所应当地接受着这种体系的评价，认为“做科研的一生，就是发论文的一生”，相比于同龄人，薛宇觉得自己算得上幸运，博士毕业后，他便直接被母校华中科技大学聘为副教授。

　　但后来看到北京大学饶毅教授写的科普博客，他才突然意识到，科学家的形象不应该只是 “戴着大眼镜，整天蹲在实验室”，像霍金写《时间简史》、道金斯写《自私的基因》那样为大众普及科学知识，一样是科学的一部分，而对创立私人公司的克雷格·文特尔和杨焕明这样的学者，也应当给予宽容和认可，毕竟，科学也要关注应用和产业。

　　可据他观察到的现状，学界对于科学家写科普、学者开公司的评价，依然是“不务正业”。

　　薛宇的研究领域是生物信息学，这是一门由生命科学、信息学以及数理化等多门学科交叉的新学科。“更偏向IT”，他解释说，主要的工作就是用计算机分析人类数目巨大的基因序列中表达的结构功能的生物信息。

　　然而，这个被称为“21世纪自然科学核心领域”的前沿学科，却因为其更偏向于技术的特质，而受到一些带有偏见的评价。早几年，从事生物信息学的科技机构“华大基因”就曾因为研究的是技术和方法而被斥“没有科学”。 身在同一领域，薛宇很有感触，“做科学就应该比做技术要显得档次更高？科学与技术何时分家过？”

　　他感觉，科研评价里许多不成文的条条框框将人束缚住了，留给年轻人的只剩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