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今年的“五一”，非同寻常。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正万众一心与“非典”进行着一场殊死的搏斗。

　  在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日子里，记者特意来到两个“非典”重灾区———位于北京海淀区学院南路南北两侧的中央财经大学、北方交通大学进行实地采访。

　  我想寻找，当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之后，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些怎样的情景？这里的人们当时是一种怎样的状态？而今天，他们是被灾难击倒了呢？还是在奋勇前行？

　  “非典”一夜之间侵袭校园

　  那里的人们说，“非典”是在一种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从天而降的。

　  4月上旬的一天，中央财大金融系已退休的曹教授去医院看病，回家不久便出现发热症状。4月9日，家人将他送到另一所医院急救，因抢救无效而死亡。他曾一度被怀疑为“非典”，但医生在死亡通知书上注明的死亡原因却是“肺炎、呼衰（呼吸衰竭）”。没有料到，仅隔两天，曹教授的夫人、儿子、儿媳等12名家人先后被感染。而且曹教授所住的“西塔楼”中有不少家庭的成员出现了感染“非典”的可疑症状，连电梯司机也不例外。

　  4月17日，北方交大计算机学院住在交大嘉苑 B座的几名男生先后出现了高烧症状。为避免漏诊或误诊，学校采取了紧急隔离措施，并作为疑似病例上报北京海淀区疾病防治中心做进一步确诊。但是，疑似病例的人数仍在扩大。截至4月24日早晨6时，送出校外治疗的52人中，确诊为“非典”的学生为12人，“疑似病人”11人、“留院观察”的29人。在校医院“留观”的13人。

　  4月24日下午5时，有关部门对中央财大的西塔楼、北方交大的交大嘉苑学生公寓分别实行了全面隔离。

　  突如其来的灾难，对学校的组织结构、应变能力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4月12日是个星期六。下午3时左右，正陪老伴上街买菜的中央财大党委书记李保仁突然接到学校电话，告知已故曹教授的家人陆续发病，医生诊断书上写着：印象：非典。

　  “印象：非典？”作为学者的李书记此时更像一个军事指挥员，他敏感地意识到：“‘狼’真的来了！我们要以临战的姿态，把这场防治‘非典’的工作当作一场真正的战役来打！”

　  他让人把通知立即传达下去：晚上6时，召开全校中层干部会议。

　  会议开了整整3个小时。会上，李书记详细讲明了经他深思熟虑归纳出来的10条具体应对措施。他对全体干部提出了要求：关键时刻一定要牢牢记住6个字——“责任、爱心、科学”。

　  “我是这样想的”，李书记对大家说，“‘非典’对我们而言，目前还是个陌生的东西，没有多少人了解它。作为领导者，我们不能不负责任地、盲目地鼓励大家往前冲，还是要通过正当的渠道，把科学的防护知识宣传出去。同时我还考虑，思想政治工作一定不能脱离实际，当前我们要做好稳定群众情绪的工作，首先就要让大家知情，知情才能理解，理解才能配合。这对我们下一步正确判断形势、争取工作主动是有利的。”

　  北方交大同样如此。自4月17日学校出现第一例“非典”疑似病人以后，学校党委立即宣布全校进入“战时状态”。

　  学校党委发出号召：全校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立即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服从学校的统一部署，投入到防治“非典”的战斗中！全校上下紧密团结起来，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战胜“非典”疫情！

　  学校召集紧急会议，由各位校领导牵头成立了8个专门工作小组，包括：办公室与信息组、临时救治组、学生动态管理组、家属区综合预防与人员隔离组、特殊后勤保证及防污染处理组、消毒组、物资供应组、宣传思想政治工作与新闻发布组等。8个工作组各司其职，24小时全天候运转。

　  数日过去。

　  经过一个阶段有组织的艰难抗击，这些曾经发生过重大疫情的地方，如今已经有效地控制了局面。中央财大无论是留校的、还是回家的学生，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一例被感染的学生；而北方交大自4月26日起，学生中没有再出现新增病例，学校至今没有出现一个死亡病例。

　  经过了20多天痛苦和煎熬的学校领导带着欣慰的笑容说：“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

　  “党的领导、党的关怀是非常具体的，实实在在的”

　  “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我真正体会到党的领导、党的关怀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实实在在的。”

　  坐在思源楼的会议室里，北方交大党委书记张永生生几乎是噙着泪水讲出了这番话。年过花甲的老书记，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在即将告别教育岗位的最后时段，赶上这么一场特别重大的战斗。

　  张书记心里装着一本这些天的《大事记》。

　  4月17日这天中午，他出席高校领导干部预防“非典”工作紧急会议后刚刚回到学校，便听到有学生发烧的消息，顿时感到心里“突、突”直跳，他知道此时的北方交大如同坐在一个随时可能发生爆炸的火药桶上。因为全校学生总数多达1.5万人，已经发现的“非典”患者就集中住在拥有4000名学生居住的学生公寓中，一旦病毒扩散开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心急如焚的他一边安排有关部门赶紧将病人送往隔离室观察，一边抓起电话向教育部、北京市教育工委紧急汇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病人一时无法转到正规医院。困难最后是在北京市委副书记龙新民的直接过问和反复协调下解决的。18日凌晨3时40分，第一批发病的7个学生终于送进了医院。

　  这天下午6时半，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朱善璐、教育工委副书记夏强、市教委副主任张国华和北京市“非典”疫情调查专家组成员一行7人专门来到北方交大视察并指导工作。领导的到来，给气氛紧张的校园送来了温暖和信心。

　  教育部领导也极为关心北方交大的疫情。

　  19日早晨8时半，他和谈振辉校长顾不上身心疲惫，一同赶往教育部做专题汇报。

　  新任教育部长周济早早就坐在办公室里等候了。鉴于疫情的严峻形势，他们当面向周部长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要求迅速建立救治“非典”病人的“绿色通道”；二是希望派专家到学校进行防护指导；三是能否考虑对有4000名学生集中居住的学生公寓采取临时封闭的措施。他看到，汇报刚完，周部长二话没说，当即拨通了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的电话，请求帮助开辟“绿色通道”。这一要求很快得到了回复，这天下午4时，学校出现症状的第二批病人被及时送进了北京地区最早治疗“非典”的医院———解放军302医院。

　  临走之前，周济部长还语重心长地叮嘱说，“当前抗击‘非典’是一场以前从未有过的战斗，学校工作一定要本着‘公开、透明、及时、主动’的方针，加强和全校师生的沟通，同心同德，战胜困难。”

　  19日下午4时，受周济部长的委托，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高教司副司长田勇泉又赶来学校，传达教育部对今后学校工作安排的部署。

　  北方交大的疫情还牵动了中央领导的心。

　  4月20日晚上8时45分，正在忙碌的谈校长突然接到了国务委员陈至立亲自打来的电话。陈至立向学校领导、战斗在第一线的广大教师、干部、班主任、辅导员、学生、医务工作人员、后勤服务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和亲切慰问。她说，在党中央、北京市和教育部的坚强领导、大力支持下，在各级防疫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北方交大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陈至立还要求全校上下、党团组织一定要坚定信心、振奋精神，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把防治“非典”的工作领导好、指挥好，打赢这场战争。

　  让张书记意外和感动的是，时针还没有转够24小时，4月21日上午8时30分，陈至立又一次打来了电话。她说，考虑到学校现有的医疗人员和设施无法满足检测、判定非典型肺炎的情况，她已和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商定，于当日中午前向北方交大派出卫生部专家组，协助学校预防“非典”的工作，并希望全体师生保重身体，团结奋斗，取得预防“非典”的斗争的最后胜利！

　  不仅有来自上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鼓励，四面八方也向北方交大伸出了援助之手。

　  当疫情突然发生的时候，学校领导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即做好消毒防疫工作，防止大面积的感染。可是，对于一个拥有上万人的大学来说，一时间到哪里去采购那么多的药品、消毒品？

　  学运输专业的副校长杨肇夏当上了学校物质供应组的临时负责人。17日这天下午，他开了一张清单向沈阳铁路局局长张伟请求援助。

　  行动是最好的回答。只隔了一天，装有大批防疫所需物资的大型集装箱就运抵北京火车站。集装箱里有：300盒温度计、1万套防护服、几十箱医用口罩，还有足够供6000人使用的胸腺肽、利巴韦林等抗病毒的特殊药品。

　  铁道部劳动卫生司齐司长也专门给仓库孙主任打电话亲自交待：“凡是北方交大需要的东西，你那儿有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一时间，北京、济南、广州、武汉等铁路局纷纷主动打来电话，“需要什么就请说话！”

　  什么是党的关怀、什么是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亲历了“非典”肆虐这一非常时期的北方交大人算是有了最为深切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