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1月4日，哈尔滨市448名面向全国招聘的事业编制环卫工人正式走上清扫保洁作业一线，据了解，其中共有7名研究生。此前招聘时共有2954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成功报名，22个研究生最终落选。落选者之一的王洋称热衷体制内身份不仅为稳定，落户到城市会带来就业、教育等优势，“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1月14日《信息时报》）

　　从新闻报道来看，参与者是理性的，最起码是充满了个人理性，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之举，环卫工和研究生产生等号关联时，并不是所有研究生都有“学有所用”的追求，更多的则是个体功利算计的产物。

　　进一步说，“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凸显了制度之悲和社会惰性。并且，就笔者的观点，附着于个体选择上的社会惰性更值得重视。那句流行语“年轻人，到体制内去”折射着“死在编制里”的密码所在。

　　从本质上说，编制具有计划性，是行政管理资源，编制管理也是一种资源配置行为。正是在这点上，连招聘者也认识到，“新进人员均按照财政补助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管理，使用事业编制；工资及社会保险等均按现行事业单位工勤岗位标准执行”是吸引研究生争当环卫工的要害。

　　事实上，在一定意义上，对于研究生的指责是多余的，因为是现实倒逼他们做出了这种选择。很多时候，编制是一种保护，而这种“保护”越来越强烈体制内外的差距越来越大。由此，滋生的一种社会心态就是个体惰性汇聚成了集体惰性，进而异化成了社会惰性。多数人热衷稳定而不是冒险和创造，沉迷于享受而不是追求和拼搏。可以说，“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就是证明。正如学者汪玉凯说：搭上体制，成为事业单位的“老人”，反映出体制惰性对年轻人的影响，而这种体制惰性则发展成为普遍的社会惰性。

　　“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意味着人们更愿意把知识与理性主要用于分配而不是生产，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病症，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显然弊大于利。“死在编制里”的制度之悲和社会惰性需要整个社会来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