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警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如果不投资于教育和培训体制，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可能失去曾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人口对少儿和老龄人口的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市场化改革使得各种生产要素资源得以重新配置，另外一个就是“人口红利”效应——由于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劳动力供给丰富，储蓄率持续攀高。
其间，1．4亿至2亿农民从广袤的农村转移至城镇。正是凭借数亿廉价劳动力资源，中国企业生产的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得以在国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凭借全球增长最快的“人口红利”，中国实现了持续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不过，包括亚行在内的多个研究机构警告，“人口红利”即将耗竭。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延长“人口红利”效应，亚洲发展中国家依靠“人口红利”保持高速增长的好日子就会一去不复返。
亚洲开发银行今天发布的《2008年亚洲发展展望》显示，“年轻人膨胀”将从2010年开始萎缩。2005年,亚洲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还高达20％，但到2040年，这一比例将减少到14％左右。
中国学者的研究也支持这一判断。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近年来一直呼吁决策者警惕，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可能转变成“人口负债”。
这位著名的人口经济学家表示，尚未为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了。蔡昉的研究显示，除去维持农业生产的必需人口，目前中国农村还能继续向城镇转移的劳动人口最多仅有1．1亿人，只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2％。而最少可能只有2000多万人，仅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5％。
在蔡昉看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城镇失业率持续下降，工资水平增长，这些现象都有力佐证了中国城乡就业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外，从现在开始往后二三十年内，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将慢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的趋势将于2015年以后消失。
而此前多数人一直认为，中国农村仍有数亿的庞大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至城镇。这些廉价劳动力足以令中国继续坐享长期的“人口红利”。
如何尽可能延长“人口红利”？亚行和蔡昉等经济学家，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是：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
亚行的报告指出，近年来新涌入城市的农民工，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仍然占主导地位。大约三分之二的农民工未接受过任何职业训练。由于文化程度低，缺乏职业技能，这些流动农民工在城市里很难找到待遇好的工作。他们背井离乡，无法在城市里充分享受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
研究发现，熟练工人的短缺已经导致企业找不到和留不住合适的员工，这大大限制了中国制造业水平的提升。而同时，非熟练工人中失业及就业不足的人似乎越来越多。
“尽管每年都有近500万新毕业的大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内资和外资企业都抱怨求职者的低就业能力。只有10％的毕业生能达到外资企业有关英语技能的要求。”报告说。
了解中国劳动力供求真实状况的人们担心，中国低成本劳动力的数量优势将逐渐消失。不过，亚行认为情况还没到那么糟糕。蔡昉也认为，尽管劳动力开始供不应求，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经济仍将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
“我们认为，核心竞争力更多的是来自质量而非数量。”亚行的报告说，为保持可持续增长，低成本劳动力消失的不利影响应该被劳动技能和生产率提高而抵消。
蔡昉建议，中国应加快培育劳动力市场，通过形成一个机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鼓励和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且形成准确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对寻求‘人口红利’替代增长源泉的中国经济来说，是经济增长保持可持续性的必要制度条件。”蔡昉说。
2008年1月1日开始生效的《劳动合同法》，让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但亚行今天指出，这部法律虽然短期内可能导致雇主削减雇员人数或搬迁他国，但从长远看，有利于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建立长期劳动合同关系，将激励雇主增加对雇员的职业培训投入，有助于雇员提高在职技能。
亚行的报告还建议中国作出改革，包括各种为进程农民工提供的职业培训，以及对下岗职工的再培训。“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具体实施这些改革，如何确保培训计划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以及如何使这些计划惠及私营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报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