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出版问题堪忧

　　投入产出不成比例。据有关统计，近年来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7000多亿元，居全球第二，但成果的产出率排在全球10名左右。

　　学术图书能被国外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不到年出版总量的1/4。上文所说的每年4万种学术图书，充其量只有1万种能被收藏。美国国立图书馆一年收藏中文图书（含华语地区繁体字版）5500种，这几年数字都没有变；能被译成世界主要语种进入国际学术交流体系的不过千种。

　　数量与质量的发展严重不平衡。内地学术出版的数量和质量严重不成比例，数量巨大，质量偏低，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大量存在泛化、低水平重复甚至抄袭和剽窃的现象。这件事情当然和作者有关，但是学术出版人是一个最后的“看门人”，也要承担责任。

　　专业化水平低。中国目前的出版业从业人数和出版图书的数量都是第一，但中国中文学术出版机构的专业化程度不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当多的学术出版单位对学术出版基本不设门槛，缺少学术操守，只要给钱就可以出，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出版领域，能够实行专业编辑制度的为数甚少，而能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的更是凤毛麟角。我现在知道的就是三联的那套“哈佛燕京丛书”是严格实行了匿名专家审稿制度。对学术没有敬畏之心，对学术出版没有专业操守，什么人都可以做学术书，这是影响学术出版质量的一个大问题。

　　学术出版规范严重缺失。这里所说的规范包括索引、参考文献目录、实证研究中问卷调查的数据等等，这一类的基本描述在很多学术图书中都没有。武汉大学去年做了一项研究，发现有索引的学术图书占整个学术图书出版量的3%都不到。

　　学术评价紊乱。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混乱、畸形，重量化指标、缺少规范有序的同行评价。而出版业至今没有公认的学术出版的评价体系，致使学术出版物鱼龙混杂，良莠不分；到底哪些书可以上图书馆的书架，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

　　学术出版机遇可期

　　国家和社会以及企业对创新性知识的巨大需求促使中国学术出版进入新一轮的繁荣期。对最新的知识、理论的需求，不管最后是通过学术图书、学术期刊还是网络得到满足，都是学术出版的福音。

　　学术宏观环境趋暖和研究手段的数字化，极大地提高了学术生长能力。曾经长期束缚学术研究发展的种种人为限制渐次放开，学术研究宏观环境日渐宽松。同时研究手段大大进步。过去在人文领域中，研究一个题目需要整天在图书馆里抄卡片、查资料，今天有巨大的数据库支撑，研究所花的时间可以合理地大幅缩短，学术的生产能力必然大增。

　　学术出版作为专业出版的主体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一种自觉。出版社和民营出版机构的融合、整合使学术出版的微观主体迸发出新的活力。同时，国家在新闻出版行业里开始推进学术出版的规范体系建设，制定中国学术出版标准，也为学术出版的繁荣带来了良好预期。

　　四条关于学术出版的建议

　　要在全社会倡导一种弘扬人文理性、尊重社会科学的专业性精神。学术是有边界的，每个出版人要对学术有一种敬畏之心，要提倡一种专业精神。

　　努力构建并切切实实施行适合人文社会科学自生产和传播规律的学术评价体系和学术出版规范。这两项工作学术界、出版业内已经逐渐形成共识，我们要着力往前推进。

　　深入研究人类知识生产和传播传承的规律，构建科学合理的知识分类标准和知识分类体系。出版业中，很大的一个问题是知识分类标准的混乱，或者就没有标准。我们在书店里看到的一些现象是真让人哭笑不得，比如把一本有关心理健康的书放在医药类里面去。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书，像社会学，我们在图书馆的分类里是归到社会科学的综合类，而综合类里边没有再分。我们由于长期没有自己的出版业内分类标准，把苏联模式的图书馆分类标准完全照搬到出版业中，引起巨大的分类管理的混乱。

　　最后一点就是需要一种专业精神。要着力提升学术出版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的专业门槛，培养吸纳大批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又懂得学术出版的复合型人才。为什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出版能和世界同步，亚洲第一，那是因为有一大批大学问家在主持着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今天如果出版行业还是像当年我读大学时一位著名作家说的那样，“一流人才是作家，二流人才是教授，三流人才是编辑”，那真正的学术出版是没有希望了。

　　升华对学术的敬畏之心，恪守对学术出版的专业精神，努力担当发展中国学术，承担人类文明传承的大任。我愿以这句话和当下中国的所有学术出版人共勉。（谢寿光作者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