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圈内被称作“汪老邪”的汪建，最近收到了比尔·盖茨从美国寄来的一封信。

 

“我非常高兴，能在西雅图见到您的团队。我很欣慰，华大基因从科研学生工中培养了很多顶尖人才。”信纸在他的手中不停地摇晃着，“这个年代还有多少人用纸写信？更别说是比尔·盖茨了。可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他回想起两三个月前两人的握手致意。那是在华大基因和盖茨基金会签署合作备忘录的会场上，“盖茨说，‘我见过很多人，没上完大学，就去做技术、做产业了。我没见过像华大基因这样，很多人没上过大学，就去做基础研究，而且做得这样出色’。”

 

这封漂洋过海的信只花费了105美分，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汪建却从中感受到了说不出的分量。

 

在过去5年里，深圳北山工业区，一座由旧鞋厂改造的大楼里，华大基因一群平均年龄不足26岁的年轻人，完成了世界第一个黄种人基因组图谱、第一个大熊猫基因组图谱……

 

“2011年5月24日，英国《自然》杂志公布的科研机构实力排行榜中，华大基因入选中国十大科研机构。”在汪建看来，在大规模计算能力突飞猛进的时代，科学界出现了新的变化，“年轻人更容易走在技术发展的最前沿”。

 

 

“这是我们的牛人。”汪建指着远处一个瘦高个，“王俊，我们的执行院长，忙起来连我都不搭理。”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聊起了王俊和华大的人才团体。

 

2001年，继人类基因组测序之后，华大基因开启一项重大科研课题——水稻（籼稻）基因组框架序列图研究。那一年，25岁的王俊，已经担任华大基因生物信息主管。

 

由于设备并未全部到位，前期测序进展缓慢。这时王俊得知一个消息：包括美国在内的三家科研机构，正在这项研究上进行急行军。

 

“如果我们晚一步，研究就将大打折扣。”这促使王俊做出决定：团队吃住在实验室里。两个月后，当年10月20日，他们向世界郑重宣布：中国完成水稻（籼稻）基因组的框架序列图。

 

敢用年轻人，善用年轻人，成为华大基因的诀窍之一。

 

2012年12月20日出版的《自然》杂志，评选出了年度科学界十大人物，王俊成为唯一一位入选的中国人。这时他不过37岁。但在华大基因他已算“老人”了。

 

“基因研究是门新学问，以前大家都没有见过，理论上这一领域没有专家，头脑里没有框框的年轻人更适合搞创新。”在汪建看来，“华大基因是一个跑马的地方，我们就是要给年轻人干事的空间，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

 

2007年新一代测序仪问世，这对基因组学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多次提议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汪建带领科研人员离开国有体制，开始了艰难的创新历程。

 

“集中8亿元专门用于基因测序与分析，用两亿经费购买设备。”在汪建看来，走出体制也就打破了束缚，年轻人的创造力彻底激活了。

 

2009年“五四青年节”，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李元元收到一封“请战书”。11名该校与华大基因共同培养的在读本科生立誓，“半年至1年时间内，发表1—3篇《自然》或《科学》级别的学术论文”。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10年3月4日，上述11名本科生中有5人先后在《自然》或《科学》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现在一流的物理学家在做三流的物理学课题。100年前，三流的物理学家都可以研究一流的物理学课题。”请战书的起草人金鑫，套用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狄拉克的话来诠释自己的观点，“当下物理学中未被发现的新领域是有限的”，“100年前，当知识和技术积累到一定阶段，物理学家只要找准了目标和方向都会有所突破”。

 

在汪建看来，基因组科学正处于临界状态，只要方向选对又肯努力，即便是本科生也会有所成就。

 

记者观察：“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呼唤了太多年；“不拘一格用人才”，我们忽视了太多年。敢用年轻人，善用年轻人，华大基因的用人之道，是面向传统机制体制进行的改革，更是对于创新规律的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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