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初夏的乌鲁木齐，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正值课间，随父母打工而来的河南农村女孩张小丽，正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第116中学的校园里和小伙伴们快乐地玩耍。与快乐的张小丽不同的是，她所在学校的校长闫俊东，正在为快速增加的学生和“大班额”发愁。

　　“2013年学校共有39个班，到了2015年班级数达到60个。今年9月，学校班级数将增加到70个，增加的绝大部分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闫俊东说。

　　近年来，乌鲁木齐市不断降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门槛，从几年前的需要满足9项条件才可入学，减少到只需要暂住证、户口本、务工证明、居住证明等4项条件。然而，“低门槛”也带来部分学校“大班额”、管理难、教师不足等新问题，由此引发了一些人对“低门槛”政策的担忧。

　　这里的“大班额”现象为何会多发？

　　第116中学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片区，这里是外来务工人员比较集中的地区。

　　尽管离秋季开学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但闫俊东已经开始犯愁。“2015年才投入使用的教学楼，如今学生已经满员。”闫俊东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说，“今年秋季开学，只有5个班毕业，但预计要进来10个班的学生，这一半学生，该往哪里放？”

　　到目前，闫俊东还没有找到答案。

　　“随迁子女来了，作为学校，我们不能不收啊。”闫俊东说。大量随迁子女涌入，随之而来的是“大班额”现象的出现。

　　“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大班额’现象比较严重。”闫俊东有些无奈地说，“二年级每个班平均60名学生，一年级达到65人，都超出45人一个班的规定人数。”

　　受到“大班额”现象困扰的，远不止乌鲁木齐市第116中学这一所学校。

　　位于天山区赛马场片区的乌鲁木齐市第74小学，承担着接收南疆四地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任务。“这些务工人员孩子的上学问题，我们学校必须无条件承担。”第74小学校长依力哈木·艾买提对记者说。

　　“2012年，学校随迁子女大幅增加，为了让这些孩子有学上，我们把学校的12间功能室改为教室。”依力哈木·艾买提说，“去年，天山区又投入1300万元，给学校盖了功能教室。”

　　这所学校虽然不大，但学生可不少，达到2653人。2012年，学校一年级有8个班，之后逐年快速增加，到今年，一年级达到了12个班。

　　曼祖热·艾山是乌鲁木齐市第74小学三年级（8）班的学生，她的班里有69名同学。记者看到，第一排的课桌已经紧贴着讲台了。

　　在新疆，作为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是进城务工随迁子女最集中的地区。然而，随着随迁子女的大幅度增加，作为流入地的乌鲁木齐市，教育正面临新的挑战。

　　在天山区这样的进城务工人员集中地区，“大班额”平均占到了班级数的20%左右。随迁子女的流入，导致了乌鲁木齐天山区等区县“大班额”现象多发。

　　“不确定性”给师资和管理带来了哪些难题？

　　“我们已经解决了择校问题，按理不应该存在‘大班额’现象。”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教育局局长王常青说，“但由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大幅度增加，‘大班额’现象又出现了。”

　　采访中，谈到随迁子女流入情况，记者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建一所学校，就满一所学校；新建一栋教学楼，就满一栋教学楼。虽然建楼的速度和频率都达到了最快、最高，但仍然无法完全消除“大班额”现象。

　　“随迁子女在我们这里就学是‘零门槛’。”王常青说，“而且100%都安排在公办学校就读。”

　　“虽然是随迁子女，但我们必须给他们和当地学生一样的教育。”王常青说，“不能因为班额问题，就把随迁子女挡在公办学校门外。在‘大班额’和随迁子女失学两者之间选择，我们宁愿选择前者。”

　　为了解决随迁子女就学问题，天山区不断加大建校力度，特别是近5年，投入了5.5亿多元，用于建设新学校以及改扩建学校。

　　“我们新建了12.8万平方米校舍，新建的教室数达到314间，新增功能室212间。”王常青告诉记者，“如此大规模的建设，也难以满足随迁子女入学的需要。去年一年，天山区就新增加4000名随迁子女，被迫出现‘大班额’现象。”

　　让王常青记忆犹新的一幕，发生在去年9月。已经开学20多天了，天山区教育局接到报告，600多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刚刚抵达，需要教育局安排学校就读。

　　听到这个消息，王常青的脑袋“嗡”的一声响。“脑袋快炸了。”王常青对记者说，“已经开学20多天，学校的座位都坐满了学生，这突然来的学生怎么办？”

　　“再难也得安排好！”王常青说。经过协调，随迁子女附近的学校能增加课桌的增加课桌，增加不了的，把会议室、教师备课室等都腾出来，接收随迁学生。”

　　几番努力，总算安排下来了，王常青松了一口气。

　　沙依巴克区也是乌鲁木齐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比较集中的地区，为了缓解“大班额”现象，该区自2010年至今，先后为8所学校新盖了10栋教学楼。

　　“我们把能用的教育储备用地都用上了，才解决了由于随迁子女入学大幅增加带来的‘大班额’问题。”沙依巴克区教育局局长丁志雁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待随迁子女，我们的做法是‘同城同待遇’的全接收政策。”

　　“不确定性”是随迁子女的最大特点，他们跟随父母，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来了就要安排上学，这对于流入地城市的学校来说，难度可想而知。流动性太大，还造成了学生的管理难。最多时，该市有的学校一个学期转进转出学生近300人次。不仅如此，随迁子女的大幅度增加，教师数量也难以满足需要。接收随迁子女较多的几个区，只得聘用代课教师。天山区目前有600多名代课教师，沙依巴克区也有600多名临时聘用教师，水磨沟区有代课教师300多名。

　　随迁子女流入数量的不确定性，以及随父母务工迁移的不稳定性，都给流入地学校和教育部门带来了不可预知的困难，也让教育管理和人才培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流入地”该不该给随迁子女一张安稳的书桌？

　　目前，乌鲁木齐全市有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27万人，其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3.66万人，占比达到50%。

　　采访中，无论是学校校长，还是教育局长，谈到随迁子女就学，记者听到最多的是3个字：“压力大！”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校长程彩玲告诉记者：“虽然有压力，但事关随迁子女的未来，这是大事，再大的压力也得承担，这既是责任也是使命。对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流动人员子女，我们在助学金方面还给予倾斜，决不会让他们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如果没有这些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我们已经实现小班化教学了。”王常青说，“如今，因为随迁子女大幅增加，我们面临着去大班额的巨大压力。”

　　的确，天山区5.9万名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中，随迁子女就占到了总数的50.55%，超过了一半。

　　“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也是孩子，和本地孩子一样，都是国家的孩子，他们既然来到这里了，我们就要为他们提供和本地学生一样的教育，不能厚此薄彼或者拒之门外。”王常青说，“这不仅需要我们承担起应尽的责任，更需要我们敞开博大的胸怀。”

　　面对建学校的速度赶不上随迁子女流入的速度，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局长刘剑说：“将进一步挖掘潜力，想尽一切办法，让随迁子女上学。再大的困难，我们都要克服，把困难留给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决不留给进城务工人员和他们的孩子。”

　　刘剑对记者说：“乌鲁木齐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随迁子女入学问题，通过扩大办学规模、增加学位等方式，缓解学校压力，为随迁子女就学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近3年来，乌鲁木齐市财政用于随迁子女就学的投入，达到59亿元。压力再大，我们也要想办法克服，给随迁子女一张安稳的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