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拿什么拯救我们的课堂？这是一个看起来宏大的命题，重提这一话题意在提醒、旨在回归——提醒出发得太久的人能不断回归，回到起点，然后再出发，再看一看方向和终点。有时候，以终点为起点，常常能让未来别有洞天。

　　这也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课堂里存在的问题似乎已经积重难返，许多问题是文化性的。而在国外，比如英国的教师从小就没有经历过满堂灌的课堂，于是，在他们的教学常态里少有灌输和控制。

　　这正是课堂救赎的应有之义。拯救课堂不仅要关注更高的可视化的效率和质量，更重要的是救赎那些看不见的元素，比如好奇心、展示欲、质疑精神和民主意识。

　　当知识本位的课堂教学依然在野蛮生长时，我们便陷入了教学的“黑洞”。课改10多年来，尽管一线教师对新的教学观念并不陌生，但理念与行为之间的互动却明显乏力，从观念到行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那么，课堂救赎到底要救赎什么？

　　首先是课堂结构的救赎。当我们的观念还不能有效支配行为的时候，可以拿结构和程序来确保效益。用“先学后教”来确保“学”真实发生，用“10+35”或“0+45”来确保少教多学，否则，不少教师就可能一厢情愿地把“教”狭义地落实为“讲”，把“讲”演绎成“满堂灌”。

　　“教”是“学”的条件，“学”是“教”的目的，“教”是以学习、学会和会学为终点的，“学”永远是“教”的起点。所以，无论何时何地，如果学生还没有开始学习，我们的教学就不能开始！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课堂结构的改革可能比课堂艺术的追求更重要。让教学从艺术回归科学，就是让课堂的结构和流程本身也发挥育人功能，就是让教学从具有普遍规律中找到集体突围的出口。

　　其次是“表达”的救赎，或者说“话语权”的救赎。“学”的重要方式就是“说出来”，这是扈永进的一个重要观点。遗憾的是，学生话语权的缺失已经成为课堂的致命伤，而这背后则是课堂民主因子的缺失。

　　最好的学习就是讲给别人听，这是一个重要的学习常识。想明白的未必能说明白，“说明白”就是让学习“从为学而学，走向为教而学”。通过放大“说”来拉动“学”，通过扩大成果的输出来带动知识的输入，无疑满足了学习者的展示欲，也撬动了学习者的学习动力系统。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让学生想说、敢说、会说，让他们敢于质疑教师、怀疑教材，挑战权威，让他们不怕出错、不怕出丑，理应成为课堂的新常态。

　　美国教师雷夫在回答我国一线教师提问时，曾直言我们课堂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的学生总是为了教师而表达，总是表达教师想要的答案，但缺少了自我。学生已经习惯性地揣摩老师的意图，并且揣摩得很到位。雷夫所在的第56号教室之所以特别，不是因为它拥有什么，而是因为它缺少了一样东西——害怕。我们的课堂是否能让学生感到内心是安全的，是否能让学生在课堂上有在家之感，师生之间的对话是否能真正让学生在免于威胁的交流中进行？

　　所以，救赎就是让教师的“教”来支持学习在课堂上真正发生，就是让学生学习的过程成为体验成功、经历民主、滋生信心的过程。所以，救赎课堂就是救赎未来，就是让好课堂里出故事，好课堂里出性格，好课堂里出精神，好课堂里出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