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摘要：几年“硕导”经历下来，张颖华的心里偷偷藏了一个“黑名单”，上面标注的是几所地方二、三本院校的名字，“在同等条件下，碰到这几所学校的学生，我会尽量选择回避。”尽管明白这样难免有些武断，但她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向某些地方院校沦为“考研基地”表达愤慨，因为这种急功近利式的本科生培养将“学生培养质量不高”的问题“击鼓传花”地转移到了研究生阶段。

　　导师不是不“导”而是太忙

　　“不是不‘导’，有时候实在是分身乏术，没时间‘导’。”电话那头，杨宁的声音既疲惫又沙哑。即便是连上8天班之后的周末，也片刻不得闲，处在评职称“节骨眼”上的他得加足马力申请课题、发表论文。至于自己的四名研究生，最近一次见面已是三个星期之前。

　　杨宁评上武汉某所重点高校“硕士生导师”资格的时间并不长。可短短五年，他却早已对这个“熟练工种”有了自己的“深刻”感悟：与科研、上课，甚至是承担行政工作相比，带研究生实在是个“再轻松不过的任务”。因为在“进出门槛都不高”的前提下，“干多干少都是导师的良心活，‘过得去就行’的思想挺流行。”

　　杨宁说，这种“得过且过”的思想，如果放在十二年前他的硕士求学生涯中，简直是“不可想象”。

　　“导师一共带我们师兄弟三个，每周六都要去导师家里待上整整一天，聊完学术聊人生，再吃顿师娘包的饺子，暖了身子也活了思想。”闲暇时刻，杨宁总爱回忆这段“奠定他学术基础的至关重要的阶段”。正是得益于这样的“精细化培养”，他坚持了五年，门下硕士生算是全院最少的，还能定期指导学生课业。然而面对汹涌袭来的研究生扩招大军，杨宁的坚持显得力不从心了，“现在，‘作坊式批量生产’成了研究生培养的主渠道。”

　　据报道，目前，包括北大、浙大、武大、华中科大等6大高校每年招收研究生规模在6600人以上，这意味着，这些高校研究生在校生规模达近两万人，其他万人规模的高校更是不在少数。而2008年的一份5年一次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则显示，我国15.7%的研究生导师指导的在读研究生在10人以上(含10人)，还有近1%的导师指导的在读研究生在20人以上，有的甚至达到30人。

　　“导师的精力是有限的，在繁重的科研压力下，最没有‘硬性杠杆’的研究生培养往往成为首先被牺牲的。别说指导20个人的学业，就是光给这些学生选毕业论文题目，工程量都异常浩大。除此之外，有些学校还把‘完整地带完一个研究生’作为评定正高职称的必要条件，有人不上心是难免的。”

　　如果说对于“导师很忙”的指责，只能作为研究生“放养状态”滋生的外部因素，研究生自身定位不准、主动意识缺乏则成为不少导师眼里“导了也白导”的喟叹。

　　“导师确实不是过去的导师了。可话又说回来，今天的研究生还是过去的研究生吗？”说起自己带学生的经历，北京师范大学年轻的硕士生导师张颖华(化名)激动的语气里带着些许失落，因为能“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学生太少了。”

　　几年“硕导”经历下来，张颖华的心里偷偷藏了一个“黑名单”，上面标注的是几所地方二、三本院校的名字，“在同等条件下，碰到这几所学校的学生，我会尽量选择回避。”尽管明白这样难免有些武断，但她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向某些地方院校沦为“考研基地”表达愤慨，因为这种急功近利式的本科生培养将“学生培养质量不高”的问题“击鼓传花”地转移到了研究生阶段。“现在很多学生考研目的过于功利，不是逃避就业压力，就是想以此为‘垫脚石’找到更高层次的工作，入学选导师也只顾看谁职称高、谁是博导、谁有行政职务或者谁推荐工作有门路。而不少本科学校为了提高就业率，也在课程设置等诸多方面给考研学生大开绿灯。对于某些专业，特别是文科而言，一门外语一门政治两门专业课的考研设置，确实能通过简单地死记硬背以高分入围，学生的学术兴趣或者学术能力却几乎看不出来。”

　　张颖华也深知并不是所有硕士毕业后都将以学术为生，但在她看来，学术精神和学术思维是将伴随研究生终身的精神。为此，她曾试图给学生布置阅读书目和读书笔记，可学生从此绕着她走，私下里还埋怨她太严格。还有一次，作为学术答辩委员会的委员，她在答辩开始前五分钟才拿到一本刚刚打印出来、还烫手的论文，对此，学生的解释是“找工作压力太大，请老师多谅解。”

　　“他们只想要导师咀嚼过、喂到嘴里的东西，如果导师不给，自己从来不去寻找。如果等着导师手把手教，和大五大六有什么区别？要是只为找工作，这三年岂不是太虚度了？”

　　尽管质量堪忧，可张颖华说，杨宁读书时的情景，也并没有在今天的研究生教育中绝迹——

　　每个周六晚上，她路过办公室时，总能看到有位导师的窗户亮着，那是他在带着自己的学生聊天、读书、讨论。“这样的研究生读得才有意义：导师静下心来导，学生扑下身子学，不一定是知识，可能还有价值、有阅历。”张颖华说，她也愿意做这样的导师，为这样的学生导航。(本报记者 邓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