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和平与发展”是否当代世界主题的讨论已成为我国思想理论界、国际关系学术界、外交政策评论界关注的热点。
这场辩论的相当一部分是以引用领袖人物（主要是邓小平）语录的形式进行的，论争的一方试图用邓语录来证明“和平发展论”其实是邓的主张，而另一方则同样用邓语录指出这是对邓的国际战略思想的片面曲解。
用语录进行论战不仅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从实用角度看也缺乏效能。大凡伟人的思想都很辩证，对同一个问题往往都会有正反两方面的论述，从而就为辩论的正反两方面都提供了论据，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引用邓语录是肯定论者开的头，他们不时援引邓小平的讲话以确立“和平发展论”的权威性和正确性，但这非但未能让他们的观点占据上风，反而常因无法回答否定论者也是根据邓的论述提出的质疑而处于被动。
肯定论者还引用“党的正式文件”来压制对方：“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这三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里，用的是‘时代主题’。那么，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提‘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到底是对还是错？这三次代表大会是否也是一厢情愿，是‘空想’、‘幻想’？”这番盛气凌人、火药味十足的反诘对于那些对“上纲上线”的“文斗”仍心有余悸的人们来说或许很有些威慑作用，不过对于辩论本身而言却丝毫没有增加“和平发展论”的说服力。人们不禁要问，写入党的正式文件里的东西就不能进一步深入讨论？
“和平发展”大辩论中政治化的作法还表现为肯定论者批评否定论者在国际形势发生动荡（例如科索沃战争和炸馆事件）之际沉不住气，“思想波动”，以至产生“对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动摇和怀疑”。
将辩论政治化的另一种表现是把对“和平发展论”以及相关的“基本政策、基本观念”的质疑和讨论设为禁区，警告“对这一根本判断的动摇……势必会影响我们的基本国策”，“历史证明，由于形势判断失误，曾经造成过多么严重的后果”。肯定论者的主要提倡者何方还危言耸听地惊呼邓小平曾说过“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的基本路线，“现在有人公然要加以改变了！”从而表明否定论者的观点在政治上是不可容忍的。这一论点有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把质疑和讨论现行战略和政策视为禁忌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过去很多战略、政策上的失误往往持续很长时间得不到纠正，就是因为对“基本国策”只许拥护，不许提问。非要等严重后果已经造成之后才痛悔莫及。这样的教训难道不应当记取、这样的覆辙难道还要重蹈吗？历史证明，由于“基本国策”不许讨论，曾经造成过多么严重的后果！
其次，担心否定“和平发展论”就会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带回到“战争与革命”的极端，是毫无根据也是毫无必要的。说“和平与发展不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并不等于说“战争与革命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两者的差别应当不难理解。国际局势的主要特征并非如某些人所错觉的是一个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二叉分枝。“和平发展论”者自己采取了一种难以辩护的极端立场，还要把对手的论点推向极端从而变成易于攻击的靶子，这样做岂非有失公平？又为什么要强迫人们非得在两个极端中间作一选择呢？
同样的道理，反对以“和平发展论”作为我国战略决策的依据并不等于要回到过去以“战争与革命”为导向的内外路线上去。正如否定论者从来没有说过当前的世界还是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一样，他们也并未如肯定者所指责的，“出于忧患意识，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旧的思维（即“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看待并且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引注”）应用于今天的现实”。肯定论者对否定论者的诘难：（否定了“和平发展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百年不变方针是不是得变了？”“怎么可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呢？”其实是把辩论政治化的又一表现，因为在对“穷革命”的极左思潮深恶痛绝的当今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不仅是政府的既定方针，而且是举国一致的强烈愿望，把谁的观点同它对立起来，就可以让这一观点犯众怒、冒天下之大不韪。可是，凭什么非要把加强忧患意识、防范外来威胁同发展经济对立起来呢？凭什么非要二择其一，而不能两者兼顾，令其相辅相成呢？
（摘自《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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