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新观察家》周刊11月11日至17日一期刊登卡罗尔的一篇文章，题为《东欧：天堂的贱民》，摘要如下：
（原文提要：前苏联帝国的居民饱受突然间融入世界市场所带来的后果，对“资本主义幸福”失去了幻想，即使加入欧盟也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好的解决方法。）
在人们欢呼柏林墙倒塌10年之后，曾在当时发挥重要作用的东欧一些领导人如波兰的莱赫·瓦文萨实际上已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如今53岁的瓦文萨在1995年11月的总统竞选中被后共产党人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击败，他决定重新拉选票，但民意测验表明，他只能获得3%的选票。当时在布拉格普遍受欢迎的另一位英雄是瓦茨拉夫·哈韦尔，主张“温和革命”的他始终担任捷克总统。他的任期要到3年后届满，而他的名声已降到最低点。捷克人对他的夸张的演讲、无条件地向西方看齐已感到厌倦。
在柏林墙倒塌前几个月创办的《选举报》是波兰的主要报纸之一，它在11月4日公布了一项有关东欧居民工精神状态的民意测验结果，文章的题目颇有些洋洋得意的味道，“波兰人的不满情绪低于其它国家”。因为民意测验结果表明，57%的波兰人对他们的命运“十分不满”，而62%的匈牙利人和80%的俄罗斯人也持同样的观点。然而，如果说波兰在它的居民看来多少比俄罗斯或乌克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难道就确实值得大加赞赏了吗？而俄罗斯和乌克兰在8年时间里国民收入下降了一多半，按照俄罗斯前第一副总理鲍里斯·涅姆佐夫的说法，那里盛行的是“强盗资本主义”。
苏联前卫星国的居民们并不是傻子。他们十分清楚，他们的国家不如美国或欧盟国家发达。他们并没有梦想着过“王公贵族”般的生活，他们合情合理地渴望着一种质量好于以前政权统治时代的生活。但各种事实表明，只有少数人实现了这种愿望，而且是以2/3的百姓贫困化为代价的。
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所有从前的“人民民主国家”都选择了议会民主，在这方面，所有的新政权都遵守诺言。在华沙、布拉格和其它各地，自由选举使得各政党轮流上台执政，即便在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这两个经历严重危机的国家也是如此。相反，各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战略有所不同。在莱谢克·巴尔采罗维奇极端自由主义指挥棒下，波兰人选择了休克疗法，这直接打击了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穷人，由这些人组成的工人队伍曾将团结工会推上台。与此同时，在总统哈韦尔和总理克劳斯的领导下，捷克人则更谨慎从事，避免国民生产大幅度下降和失业率上升。
相反，国营企业私有化和甚至于将其归还给战前的所有者在各国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尽管这些改革的速度各国还有所不同。同时，所有的边界都向西方产品开放，这些产品充斥在商店过去空空如也的货架上，从而表明，东欧至少在表面上融入了世界市场。当地货币也以同样的速度变成半可兑换性或完全可兑换性货币，这在很大程度上为西方投资业务提供了便利条件。到处都有美国和西欧的顾问为这些变化指点迷津，他们大多是芝加哥极端自由主义学派的信徒。
不过，也只能这样发展。按照当时固定的表达方式，这难道不正是“去除共产主义癌症”和顺应不重视社会问题的世界化吗？如果说与通货膨胀相比，工资依然显得很低，失业补肋少得可怜，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的费用都被占用了，这丝毫不足为奇。
波兰的经济在连续3年直线下降之后，从1994年起开始起飞。最初的增长幅度并不大，后来的年增长率保持在7%。被誉为“欧洲虎”的波兰受到了来自各方的称赞，开始梦想很快有可能为成为旧大陆的韩国。科尔和希拉克在许诺尽快让华沙加放欧盟的同时，暗示波兰的繁荣“很快就要来到”。实际上，波兰大概需要10年强有力的经济增长才能达到葡萄牙现有的水平，而后者是欧盟最穷的成员国之一。然而，从1998年起，“波兰虎”受俄罗斯可怕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被弄得筋疲力尽。1999年，这只身材如猫的老虎始终未能恢复增长。波兰现在担心会出现新的经济危机。因为外国投资下降，外贸赤字严重，失业人数增多（如今占劳动力人口的12.5%到14%）。即便在华沙这个政权的窗口，平均工资也不超过707兹罗提（每月1000法郎左右）。然而，绝大多数华沙人挣得更少，6%的人生活在贫困中。每5个波兰人中就有一人放弃了从现在起需要付费的医疗和放弃买药（过于昂贵）。住在城里的人对于是否打电话求救医疗急救部门往往犹豫不决，因为救护车里如果有医生，也是需要付费的。首都的房价高得惊人，有两份中等收入的夫妻要省吃俭用80年才能买到一套50平方米的两居室房子！在这种情况下，贪污腐败盛行，例如在政府部门和商界，很少有人能够抵御接受他人赠送的钱财的诱惑。
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情况则更糟。波兰电影新浪潮恢复了批评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给人们的电影主题大多是强盗富翁，没有前途、沉湎于酒精和暴力中的年轻人，或者说落入拉皮条人手中的年轻姑娘。
不可避免地大量削减医疗卫生、教育和文化的预算令人担忧。农民和低收入阶层人士的孩子们再也无法接受教育、甚至无法接受中学教育，大学教师仅靠一份工资无法生存。
一种基本思想——“除政府以外一切都私营化”在东欧十分流行，并且受到西方人的积极支持。这种“改革”难道确实是旨在找到整顿从计划经济中遗留下来的问题的最佳方法和合理选择吗？难道它不是宁愿盲目地实施极端自由的教条吗？
在缺少地方资金的情况下，主要是外国投资者从私营化中受益。他们把值得购买的一切都买下来，并根据自己的标准调整生产，以获得最高额的利润。他们从设在其它国家的分公司进口可使东欧工厂运转的零件。这显然符合世界化经济的逻辑。然而，对当地工业造成的后要则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们失去了国内市场，也不可能在世界市场上赢得其它出路。就像家里的首饰一样，国家的财产只能一次性出售，因此说，把希望寄托在私营化上以堵住预算漏洞的政策实属目光短浅。例如，人们可能要问，波兰人出售自己的铁路和其他公用事业部门是否确实能抑制外贸赤字，波兰的外贸赤字近3年来增长了两倍，到2001年有可能达到260亿美元这个天文数字。有着如此成绩的国家根本不可能符合加入欧盟的标准。
华沙、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人士越来越强硬地表示，“ 我们不愿意跪着加入欧盟”。从现在起，这些国家的人们考虑到，布鲁塞尔制定的标准有可能导致东欧小农场的破产，所许诺的过渡期的补帖将不足以弥补这些损失。在柏林墙倒塌的最初几年里，加入“富人的欧洲”被看成是治愈从前创伤的灵丹妙药。今天，民意测验表明，人们没有了这种冲动，对欧盟的希望也大大降低了，东欧人再也不相信，欧盟会使他们繁荣，而且他们还对欧盟能够理解和治愈侵蚀他们社会的弊病感到怀疑。
减肥疗法对于肥胖者来说是好的，但对瘦子来说则是致命的。西方的“胖子们”好歹能对付社会分裂和思想倒退等问题。今天，东欧的“瘦子们”则在一个金钱至上和靠工资无法生存的社会里感到一筹莫展。如今东欧主张资本主义和那些人只满足于建立一个在物质方面对某些人有利和不会给其他人带来任何好处的制度这个厚颜无耻的目标。正如近10年来对这些国家的各种统计所表明的那样，它们的经济没有取得任何进步。（卢央央译）
（摘自《参考资料》1999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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