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00多年前，马克思作出了市场经济最终会退出历史舞台的预言。这个预言在20世纪曾一度得到了计划经济实践的支持。然而，到了20世纪末，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的凯旋，马克思的这一著名预言似乎落空了。在新旧两个世纪之交的今天，市场经济不仅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作为一种全球化的客观存在，市场经济正在成为一个“永恒的范畴”凝固在人们的观念深处。
如果科技和生产力和发展也会随着观念的凝固而凝固，如果历史就此终结，那么马克思的预言就注定要落空；反之，如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我们观察历史走向的基本方法，那么提出“市场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就不应当遭到耻笑。事实上，而对变动不居的历史发展进程，无论是居于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近发展起来的“第三条道路”，市场经济向何处去仍是一个待解之迷。
迄今为止，对市场经济提出过挑战的思想主要来自于两个理论模式：一是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在于：商品、货币以及市场经济的消亡，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二是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增长极限”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在于：资源是有限的，地球的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人口的经济的增长使人类、资源以及环境的互动关系日趋紧张，最终会导致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市场经济经营方式走到尽头。
值得自由主义经济学庆幸的是，不仅马克思的预言正在被日益高涨的“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呼声所淹没，而且“增长极限”模式在技术高歌猛进的所向披靡中，也已愈来愈令人怀疑。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以信息技术、机器人以及生命科学为代表的当代生产力的发展是如此迅猛，以致于我们并不需要有多么敏锐的心灵就能够感觉到：伴随着当代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或许才刚刚开始，但正是这些变化使我们不得不认真面对“市场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
如果这些变化预示着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我们就没有理由对此视若无睹，我们就理应在这些变化的基础上，来观照和思考“市场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
（二）
就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计划经济之所以输给了市场经济，主要在于计划经济有着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把它称之为“致命的自负”）：计划不可能客观地掌握社会供求信息，不可能科学地计算出社会各种不同的供求数量。这一缺陷必然导致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市场经济之所以比计划经济有效率，就在于它能通过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间接地把握和“猜测”社会供求，并据此调节资源配置。
20世纪的历史证明，市场经济的确是人类的理性选择。然而，理性选择并不等于永恒选择。就计划经济缺乏“计算供求”的技术水平而言，市场经济的选择之所以是理性的，也是就“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的层面而言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正确地看到了传统计划经济的缺陷，却又陷入了另一个误区：把市场经济视为永恒的经济范畴。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计划和市场都是处理供求信息的工具。如果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直接计算和传导供求信息，人类社会又有什么理由会选择市场这种迂回的、间接的途径呢？
问题当然不在于“应当怎样”，而在于“能够怎样”。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和扩展，以电脑、因特网、电子商务等为基本内容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向我们展示出这样一个前景：人类社会无须通过市场价格的“猜测”，可以直接沟通生产与消费信息并准确地把握供求数量，这在技术上的可能性已愈来愈大。
正如斯莱茨基在《去除猜测》一文中指出，“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企业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它的客户的猜测。如果你怀疑，那就想一想普遍存在的清仓甩卖、回扣、打折和工厂给予的刺激吧”，“但是正在研制的用途很大的新系统将改变商品生产和销售方式”。这种新系统即是由戴尔计算机公司推广的“在线配置系统”。斯莱茨基把这种新系统称之为“选择板”，目前，这种选择板已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中推广开来。通过“选择板”，消费者直接向供货商的制造系统发出指令，供求信息的传递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选择板的企业先出售，后生产”。（见美国《商业周刊》2000年8月28日）
日本多摩大学教授中谷岩也指出：“由于数字信息技术的飞速进展……传统的无法详细获取顾客信息的‘预测生产型企业’将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能够满足每位顾客细致的生活需求的‘一对一（one to one）’型企业”。（见《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11月8日《资本主义大调整的浪潮》一文）
尽管目前这种“技术可能性”尚十分幼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如果“选择板”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可以不再“选择”市场，如果这些变化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正如市场经济是我们今天的理性选择一样，在不远的将来，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市场经济将越来越不“纯洁”，最终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那么，作为资源配置手段，替代市场经济的又将是什么呢？
（三）
不久前，何伟教授在《将来代替市场配置的资源的是消费需要》一文中（见《理论前沿》2000年第18期。以下简称何文），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共鸣。何文从知识经济的背景出发，认为“随着信息、网络的大发展和广泛采用……人们之间的生产和消费将不再通过市场，而在网上可以直接进行交易，生产和消费可以直接见面，使产消合一”，结果，“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没有意义了”。虽然这一不合时宜的结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质疑，但就知识经济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存方式的种种迹象来看，我认为何文的结论符合正在发展的“产消合一”趋势。然而，在回答“当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功能不起作用了，那么由什么来配置资源”的质疑时，何文认为“代替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不是计划经济，而是知识经济下的社会消费”。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认为尚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而不是配置资源的“目的”。就一般意义讲，人类社会配置资源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或“消费”。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人类社会“创造”出了计划和市场两种不同的配置资源的手段。显然，配置资源的“手段”（计划和市场）与配置资源的目的（需要或消费）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此外，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类社会配置资源的“一般目的”（满足需要或消费）必然要受到社会制度性质的制约，由此便产生了不同社会配置资源的“特殊目的”。比如，就一般意义而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消费，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这种“一般目的”只能通过追求“资本增殖”、“利润最大化”这一“特殊目的”来表现。因此，抽象地讲“消费”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并无多大意义。可见，何文说代替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是知识经济下的社会消费”，不仅抹杀了消费的“一般属性”和“特殊属性”的区别，而且也混淆了配置资源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属于手段层面的概念，而“社会消费”属于目的的层面的概念，二者岂可替代？
何文一方面强调，“代替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不是计划经济”，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产消合一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计划生产或计划调节，用有计划的生产代替了生产无政府状况”。窃以为，这一前后矛盾可能源自于当今对传统计划经济否定的现实需要。无庸讳言，传统的计划经济已被历史所否定，并不值得留恋。然而，如果在知识经济充分扩展的背景下，有计划的生产和调节代替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把这样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称之为“计划经济”，就“名实相符”而言，恐怕并无不妥。即使换一个别的什么称谓，如果不能消解“有计划的生产”和“有计划的调节”的事实，又有什么必要在称谓上刻意加以回避呢？
就目前电子商务的发展水平而言，生产与消费的联系（产消合一）往往是通过“one to one”（一对一）的分散交易方式来实现的。这种方式虽然使得生产和消费不再经过市场，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因为“一对一”的交易方式毕竟不同于“社会中心网络”的集中计划。不过，从节约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看，“一对一”的交易方式与“社会中心网络”相比，后者显然优于前者。因此，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一对一”的网上交易方式将逐渐向“社会中心网络”的方式发展。就技术上的可能性看，随着电子商务的日益普及和复杂化，以及因特网的日趋完善，成千上万个分散的“一对一”的交易信息完全可以通过某种“社会中心”加以汇总，然后再有计划地传导、分配给不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虽然目前我们还难以准确地把握知识经济下“计划”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但这种“计划”已经展示出的趋势与马克思所预言的计划经济，在原则上的确有着惊人的致性。当然，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计划”肯定不会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前者并不是对后者的“低水平重复”和“回归”。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缺乏自身存在的“物质基础”，而知识经济下的“有计划”则是先进生产力的必然产物。
（四）
如果市场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具有客观的必然性，那么私有制将面临什么样的历史命运呢？虽然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并无必然联系，但在现实世界中，二者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迄今为止，发达的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2）传统计划经济的另一个致命缺陷就在于它缺乏产权的“激励和约束”（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这个“产权”与私有制呈正相关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的兴衰与私有制的命运的确息息相关。
自由主义经济学之所以视私有制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就在于私有制这种“产权安排”能与市场经济中人的“利己”本性自洽。诚然，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往往离不开“利己”本性的激励与约束。这种相关性构成了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私有制以及产权明晰的客观依据。然而，人的本性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范畴。人类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固然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但是，满足自身需要的经济活动是否必然以“利己”为前提，是否必然通过私有制来激励和约束，则大可一议。
在当代西方世界，科技的惊人发展已使许多学者敏锐地提出了“工作的终结”、“无劳动社会”的预测：“类端计算机、电信、机器人及其它信息时代的技术实际上正在每个领域和行业迅速取代人类的位置”，“在将来更加自动化的全球经济中，上亿人的劳动将不再必要，或根本不必要”。（见《参考消息》2000年8月28日第7版）“在无劳动社会中，人们不再有为了生计而劳动的压力”，人们“可能追求从新闻和写作、艺术欣赏和创作、做游中获取更大快乐。他们可能追求更多的更高尚活动——为了学习的乐趣而进行学习，为了更健康而锻炼身体，以及为更大的个人满足而培养其心智”，“人们掌握了这一切闲暇时间，就有可能大规模地帮助他人。这将使他们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者”（迈克尔：《未来的劳动与服务》，《经济展望》2000年第9期）。
今天，闲暇时间的增加和劳动时间的缩短，为上述预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18世纪末，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间为72小时，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已不足40小时。在当今许多发达国家，每周工作时间只有30个小时。不难推测，随着工作时间在人的生命中占有的比例愈来愈小，人的发展时空将极大地得到延展，旧的分工界限将愈益模糊，人类为了生计而劳动的压力将愈来愈小，劳动的目的将愈来愈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生命的意义”，劳动愈益成为人的第一需要。
一旦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时，为了“获取物质报酬而劳动”也就失去了意义。不仅如此，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首先是生存领域，然后是发展领域、自我实现的领域），按要素分配的原则也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经济学有句格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格言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法则：等价交换。然而，当信息技术、机器人以及生命科学的发展使得产品“过剩”与闲暇时间“过剩”的矛盾愈益尖锐时，这句格言就成了一种过时的教条。正强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说：“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因此，“只要我们伸出手来，就有免费午餐，因为这时候大量的闲置资源就有用武之地了。”（见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免费的午餐”当然只能是稀释“过剩”的临时手段，只能是缓解社会矛盾的临时施舍。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创造力使得“过剩”愈来愈成为一种经常现象，而“付费的午餐”也会愈来愈不能容纳现有的生产能力，因而“付费”与“免费”之争必将成为未来社会有关“如何分配”的热门话题。据美国电脑专家库茨魏尔预测：“2025年之后，机器人将迅速代替人在工厂和农场中工作，而且它们将为所有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奥蒂斯·波特：《21世纪的21种设想》，美国《商业周刊》8月23—30日）。如果这一预测并非无稽之谈的话，“付费的午餐”逐渐让位于“免费的午餐”，也就不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
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为了能在有限的剩余产品中获得更多的份额，人类社会发展出了私有制这种激励和约束机制。换言之，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的“利己”本性之所以是合理的，就在于“丛林法则”是获取财富的唯一可行的游戏规则。然而，一旦劳动不再是人类的谋生手段，一旦生产要素不再是财富的分配尺度，“经济人”将逐渐被“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所取代，私有制存在的现实基础也就土崩瓦解了。
（五）
正如歌德所云：“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市场经济是否会退出历史舞台，最终还得让历史来检验。由于以信息技术、机器人以及生命科学为载体的新的生产力尚处于发展的初期，因而在本文的分析中，“推测的成份”或许多于“实证的考察”，其中的谬误在所难免。然而，鉴于我对自由主义经济学把市场经济“永恒化”的做法的怀疑，更鉴于学术界在面对这种做法时的普遍“失语”，我不揣冒昧地将以上不成熟的看法提出来，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赐教和启发。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笔者最后有必要补充一点：市场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市场经济尚不具备退出历史舞台的物质条件时，人为地压制甚至消灭市场经济，决不是历史的进步，而只能是历史的倒退。换言之，承认市场经济最终会退出历史舞台，与坚持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方向并不是矛盾的。不论你是站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还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其未来的命运只能以今天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