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8月3日至9日，党中央、国务院邀请6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和专家参加北戴河暑期休假活动，体现了党中央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科教兴国，关键在人才，根本在教育。长期以来，广大教师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潜心教书，精心育人，为繁荣祖国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此，本报采访了部分优秀教师和专家，以飨读者。
人物简介
叶澜，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41年出生，1962年毕业于华师大教育系。现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兼教育学原理学科组组长等。曾任华师大教育系主任、副校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教育学原理、教育研究方法论等。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先后获得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8月4日，北戴河度假胜地。作为党中央、国务院邀请的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澜却一刻也停不下来。湛蓝的大海近在咫尺，她一次也没下过海；松软的金色沙滩上，也难得看到她的身影。可是，她的身影，出现在一同前来休假的优秀中小学教师们中间；她的案头，堆满了“新基础教育”试验报告和论文草稿。
步出书斋，融入教育改革洪流
前来休假的优秀教师和专家中，绝大多数是叶澜的老朋友；有些人以前虽未谋面，可早从文章里认识了她。茶余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围拢过来，请教、探讨各种教育热点和难题。她房间的门几乎是敞开着的，往往是刚送走一拨人，又来了另一拨人。
在教育界，叶澜不仅因为提出“教育是一项直面生命的事业”而备受推崇，更因为她还是一位深入教育改革实践的著名专家而引起广泛关注：
1994年4月，《时代精神与新教育理想的构建》发表，这篇以阐述“新人形象”为核心的新教育理想的文章，在当时的教育界乃至全社会产生了强烈冲击波。
1997年9月，又一篇力作《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问世了，文章被广泛传诵，许多学校自发组织学习讨论，文章题目甚至成为教师们的口头禅！
也就是从那时起，作者“叶澜”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记住。这是一个需要教育思想家的时代，也是一个能够产生教育思想家的时代，还是一个需要教育思想家走进基础教育改革实验的时代。
叶澜不是一位书斋型学者，她不仅坐而论道，而且身体力行。
早在1990年，她就开始走出校门进行课题实践。在实地研究过程中，她有了在书斋里所没有的深切感受和思索：为什么每次社会变革总是对教育带来冲击。
教育改革不能不反映时代精神。学者的敏锐和自觉，使叶澜清醒意识到：走向新世纪的教育必须有超前意识，必须为未来培育“新人”。正是这种认识和思考，直接催生了“新基础教育”课题的诞生。
1994年9月，叶澜和她的同事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实验学校，正式启动第一所“新基础教育”学校试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前后经过5年探索性研究、5年推广性研究，以及正在进行之中的5年成型性研究，叶澜和她的“新基础教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一大亮点。
“新基础教育”理念的核心是强调对生命的理解。要求学校实现以知识传授为中心向提升人的主动健康发展为中心转变、从关注少数尖子生发展向关注每个学生的主动发展等五个层面的巨大转变。同时还要做好“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气息”等“四个还给”。
一种理论是否有生命力，不仅在于它有多么生动、高深，而且还在于实践中能否推动实践的变革。据了解，“新基础教育”目前已在华夏大地上生机勃勃实验、推广，全国已有10多个省市的300多所中小学推广试验新基础教育理念，有30多万名学生从新基础教育的推广试验中受益。
不断求索，催生本土化教育学派
去年8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邀请5位著名教育专家座谈基础教育问题，其中就有叶澜教授。
会上，叶澜建议切实转变教育行政机关职能，进一步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一直静听的总理插话说：“南开的张伯苓自主办学时，学校就非常兴旺。我们也得把每所学校办出特色，办出自己的特点。”
温总理的话，至今还温暖着叶澜教授的心。她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对火热进行之中的教育实践给予正确回答。只有学校的整体成功转型，我国基础教育才能真正实现向现代型学校迈进。教育改革只有深入学校内部，才能真正担负起培养理想新人的重任。
谈起教育，叶澜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为了“新基础教育”，她舍弃了很多：1997年她坚辞了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职务；十多年来，她风雨无阻，坚持每周二到中小学听课、评课；试验推广之后，年过花甲的她风尘仆仆奔波在全国各地。
但是，叶澜收获更多：在探索“新基础教育”过程中，通过与中小学师生对话，构建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在世纪之交，引领着我国基础教育研究与实践的潮流，并直接催生了我国第一个本土化的教育学派——“生命·实践教育学派”。
最让叶澜感动的是，一批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在长期研究中，不仅进行真诚合作，也结下了深厚友谊。课题组成员、相关领导和学校校长教师们，一起进行理论和实践的积极互动和双向建构。叶澜说，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新基础教育”研究实践，更没有具有中国特色教育学理论学派的创建。
一个时期以来，有人对教育学理论存在误解，甚至戏说教育实践之树常青，而教育学理论是灰色的。对此，叶澜响亮回答：“研究使我们深切感受到……当理论被实践工作者理解、认同并转化为行为时所展现出来的巨大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