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科学春天呼唤更多政策松绑

　　又一个科学的春天，来了？

　　正在召开的科技界3个高规格大会——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频频拿来与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相提并论，与会者或谈感受，或谈期待，却多离不开一个话题，即下一个科学春天何时到来、如何更快到来。

　　“国家领导人在呼唤整个社会要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尊重科学家的创造，听到这些，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1978年又回来了！”52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义汉，在出席今天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时如是说。

　　又一个科学春天的到来，即是对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在陈义汉看来，这意味着科技政策要进一步松绑、科技环境要进一步改善，以及科技体制要进行更为深刻的改革。

　　前不久，《关于加强和改进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出国意见》）印发，其中提及备受科技人员瞩目的“学术交流出国管理权开放”“学术交流出国天数根据实际需要安排”等变化，就是一种政策的松绑。

　　“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

　　过去五六年间，对金力来说，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成了一种“奢望”，他为了不影响学校工作，只好把鲜有的出国机会，“留”给与学校行政工作相关的出国活动，却忍痛舍去了那些学术交流的机会。

　　对科研人员来说，国际学术交流至关重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研究员高福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说，科学研究需要创新，创新不是要达到中国一流，而是要达到世界一流，这就需要科研人员将科研成果带到国际舞台上，向别人展示，与他人交流，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渠道，就是国际会议。

　　“有些国外的科学家，甚至不怎么在实验室待着，而是游走于不同的国际学术会议，不断去亮明自己的观点，也不断地得到别人的反馈，从而不断地修正他所建立的科学模型和理论。”高福说。

　　科技管理者并非不清楚这一规律，棘手的在于，我国科研人员，尤其是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科研人员，往往同时担任着科研机构的院长、所长或高等院校的校长、院长等行政职务。相应地，他们的出国天数、次数以及经费也要按照行政公务人员的标准来限制。

　　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袁亚湘记得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位中国科学家，担任正部级职务，同时兼任一个国际科学组织的领导者。赶上这个国际科学组织召开大会，这位科学家犯难了——因路途遥远，加之其行政级别有出国时间限制，这位科学家只能参加开幕式，闭幕式就无法参加了。

　　“这是国外很多科学家无法理解的，他们甚至会误以为，中国科学家‘早退’，是不是对他们这个国际科学组织不够重视？”袁亚湘说。

　　2014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袁亚湘，和他所在的科协界别另外30多位委员，联名写了一份提案，呼吁不要把科技工作者进行正常的国际学术交流的经费视作“三公”经费去限制。

　　今年3月，袁亚湘再次提出关于进一步宽松国际学术交流环境的建议，不仅重提2014年的呼吁，还进一步建议，科技人员在出国次数、天数上，也应尊重学术交流的规律，以会议通知为准，而非硬性参照行政人员的标准，规定人数、次数和天数。这也再次引起科技部、教育部等相关部委的关注。

　　如今，科研人员出国政策“大变脸”，袁亚湘终于盼来了政策不再一刀切的“好消息”。

　　根据《出国意见》，对于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管理，要“实施区别管理”——

　　在因公临时出国管理中，教学科研人员出国开展学术交流合作要与其他性质的出访有所区别。单位与个人的出国批次数、团组人数、在外停留天数根据实际需要安排。

　　更令人欣喜的是，《出国意见》还提出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因公临时出国管理方面的两项自主权，一是将学术交流合作的具体界定职责赋予高校和科研院所，换言之，在因公出国管理中，哪些属于学术交流合作，主要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界定。其二是教学科研人员，出国开展学术交流合作的年度计划由高校和科研院所负责管理，由原先需要按外事审批权限报批，调整为报备。

　　这不失为又一次的放权，又一次的政策松绑。袁亚湘感受到的是“满满的诚意”。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让他的呼吁有了阶段性的“成果”——从政策层面来看，已经得到解决，接下来，就看能否落实到位。

　　陈义汉说，人们似乎已经听到了下一个科学春天走来的脚步，不过，要真正让国家领导人所描述的这幅蓝图、所说的对科学的尊重，从愿景变为一种现实，还需要更多的政策松绑，需要更为彻底的科技体制改革——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环节，否则再美好的愿景也无法成真。

　　“我们拭目以待。”陈义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