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修改版）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2015年度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2011年初，时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的饶毅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随后表示将不再成为候选人。当年8月，饶毅发表长文《今日中国谁最该做院士？》，推荐屠呦呦和张亭栋从中药中发现化学分子的成就，其后饶毅和黎润红、张大庆联合在《中国科学》发表文章，叙述屠呦呦和张亭栋的工作，称之为“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

　　全文如下：

　　《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修改版）》

　　饶毅1 黎润红2 张大庆2

　　中国 北京 100871北京大学 1生命科学学院 2医学部

　　摘要

　　1970年代早期，多数中国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生存而无机会开展研究。两位年轻的研究者屠呦呦和张亭栋，分别在发现抗疟新药青蒿素和揭示砒霜化学成分三氧化二砷对白血病的治疗作用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回顾四十年前开始的历程，不乏曲折和反讽。青蒿素工作源于中国帮助越南抵抗美国，三氧化二砷源于观察、验证和改进乡村中医的实践。虽然他们的药物挽救了世界上很多生命，两位研究者迄今未获国内外充分肯定，屠呦呦有争议、张亭栋基本默默无闻。相关的文献埋没于冷僻的杂志和一般不易看到的内部会议资料。基于原始中文论文、文件和采访，我们在此呈现这些发现的历史概貌。没有逃脱我们的注意，在古代和近现代中文文献及医疗实践中，可能还有尚待重新发现的珍宝。

　　引言

　　在中国使用了上千年的传统药物，能否改善现代人类的健康？在中国，有些人不认为这是问题，而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中药并非现代人类普遍使用药物的主要来源。

　　对中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在现代医学进展到今天后中药意义很小，甚至毫无作用；或者，中药很有用，但中药必需使用复方，且不能按照现代科学标准来评判，必须用它自己特殊的标准。

　　我们试图通过研究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历史，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研究显示，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都是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所获得，遵循科学的标准所确立其效果。这些药物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从而证明了从传统药物获得确定化学成分药物的价值。我们的结论是，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发现清晰地肯定了古老的中药在今天仍然有益，传统中还沉睡着尚未开发的、可能进一步改善人类健康的潜力。

　　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堪称中国过去一个世纪最重要的两项来自中药的药物发现。虽然现在中国政府大量投入支持药物开发，也有很多中国药厂从中药大量牟利，但其他中药来源药物迄今并未超越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所创造的对人类健康的价值。

　　研究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发现历史、肯定屠呦呦和张亭栋为代表人物的工作，不仅对于他们个人有意义，而且能刺激国际医药界用传统药物寻找全新化学结构的药物、发现已有化合物的新用途。当很多中国药厂或者因为不知道、或者急功近利而不循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已经证明成功的道路，而继续用化学不确定、适应症不明确的中药获得大量收益的时候，这也是警醒它们认真努力试图确定中药特定化学成分和特定疾病的关系。中国国内和国际对中药的努力可能将中药带到一个新的时代，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主角

　　青蒿素发现于大型研究抗疟疾药物的“523任务”中，发现青蒿素的代表性人物是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屠呦呦。砒霜中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作用发现于以个体科研小组模式自由探索性研究中药抗癌作用过程中，最主要贡献者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张亭栋。

　　屠呦呦出生于1930年，1951年至1955年就读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生药学专业，其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她仅有大学本科学位，于1969年与其他几位中医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一道被召集加入“523任务”。

　　张亭栋出生于1932年，1950年代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1960年代曾参加过西医学中医的培训班。

　　文化和工作背景

　　需简要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和工作环境，有助于理解这两项工作的特色和重要性、为什么是屠呦呦和张亭栋等人作出发现，而不是年资更高的人，或受过较好的西方科学训练的人。

　　本文区分中医理论（Chinese Medical Theories，CMT）和中药（Chinese Medicines， CM），而避免使用常见的中医一词（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因为我们认为用后者不能明确药物与理论的区别，而目前虽然可以清晰地讨论药物，但对CMT的争论还会存在。

　　中药研究的早期著名工作，是陈克恢（K. K. Chen）进行的。他曾于1920年代初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研究中药成分、特别是麻黄素的功能。陈克恢到协和以前，曾留学美国获得很好的科学训练。在协和后他又回到美国，在学术界和药物工业界，特别是药理学界，陈克恢蜚声国际。

　　1950年代后，中国和西方隔离二十多年。在北京工作的屠呦呦和哈尔滨工作的张亭栋都不可能有类似陈克恢的科研背景。他们在从事关键发现的工作条件也远非理想。

　　196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历了所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特的阶段，狂热追求极左意识形态的同时践踏知识和文明。有些中国人把人斗人的劣根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绝大多数有西方经历和西方科学训练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分别被认为是“特务嫌疑”、“反动学术权威”、或“白专道路”。有些甚至被批斗致死，有些因不堪羞辱而自杀。例如，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张昌绍，是从中药研究抗疟药的先驱，1946年和1948年分别在《科学》和《自然》报道中药常山及其活性成分的抗疟作用。不幸的是，他于1967年自杀。文革中，相当一部分科学工作者被关牛棚，更多的被“靠边站”。

　　到1970年代初期，中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很多人还无所事事，甚至每天工作时间主要活动是看只有一张（4版）的《人民日报》等报刊，上班下棋、打扑克、织毛衣都非罕见。许多科技书籍进了废品收购站。全国的中学多年无“生物学”课程，而改装成《农业基础知识》，目的是教学生种田、养鸡、养猪、养牛、养鱼。

　　中国直至1980年代以前，科研经费和科研课题一直极少。1950到1960年代，中国由于国防的需要曾强力支持和成功地研制“两弹一星”（星的计划以导弹和太空计划持续至今）。十年文革期间科研经费更少，也不可能得到“两弹一星”同等的国力支持。抗疟研究的“523任务”是一个，它导致了青蒿素的发现。此外，因毛泽东的疾病（虽然不清楚他本人是否知道），在1970年代曾设置几个全国性研究课题，如各地都有的“气管炎办公室”，也大量收集过中草药方剂。

　　应该指出，文革中有几年相当大量的科学刊物完全停刊。在极左思潮主导下，中国的所有文章（无论是论文还是报刊上的文章），除了毛泽东的出版物和马列经典外，有段时间几乎都不标明作者，特别是个人作者，要么不标作者、要么用集体作者（如“青蒿素协作组”、“胰岛素合作组”）。不标明作者对以后确定科研工作的功劳带来较大困难，这也是青蒿素成就归属有争论的原因之一。为了平等而取消标明作者，带来其后更多争论，颇具讽刺意味。

　　在现在看来荒谬的极左时代，有些出于意识形态的社会措施，并非完全无效果。比如，受教育的人被迫到农村，被农民邀请做老师（虽然这不是决策者的本意），从而提高对农村的教育水平有所贡献。毛泽东曾明确要求城市的医生到农村为农民看病。“巡回医疗队”因此而组成，有助于提高农村的医疗水平。和本文有关的是，巡回医疗队导致了发现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作用。即使今天，如果更加尊重人们的自愿，这类措施仍能起较好的作用。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重要的发现，说是奇迹不算很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