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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端鸿:究竟谁能为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成效提供“担保”?
2018-09-29 文汇App

  “双一流”名单公布已经一周年了。这项教育领域的“千亿工程”自从其酝酿之日起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这项工程目前的推进情况如何?入选的137所高校、465个学科有了那些“动作”?对相关资金的使用效率如何?2020年的动态调整期限到来之际,哪些高校和学科将获得新的机会,哪些又将面临出局?这些问题始终拨动着高等教育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心弦。

  大学和学科排名成为 “双一流”建设成效的 “担保者”?

  近一年来,所有省级行政区域都出台了“双一流”建设方案,所有“双一流”大学建设单位和“双一流”学科建设单位也都出台了相应的建设方案,“双一流”政策执行平稳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从规划走向具体施工阶段。仔细跟踪这些建设方案以及后续的建设举措可以发现,诸多“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将世界大学排名和世界学科排名作为了追求的关键指标。“进入四大主流世界大学排名前300名、200名、100名”、“入选ESI全球前1%、1‰”、“入选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前50名”等提法逐渐成为了备受业界追捧的建设目标。也有实力较弱的院校和学科期望通过国家科技奖来实现“出奇制胜”,在动态调整的时候跻身“双一流”。究其原因,当初“双一流”高校和学科的遴选首次大规模运用国际、国内第三方评价结果作为遴选的参考依据,虽然官方并未公开具体标准,但相关“遴选口径”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传递到了各个层面。因为缺乏其他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数据支撑,大学和学科排名数据正在日渐成为一种“双一流”建设成效的稀缺证据。很多业内人士都隐约感到大学和学科排名正在逐渐扮演“双一流”建设成效“担保者”的角色。尽管其方法粗糙,数据采集缺乏仔细推敲,但它毕竟将全球的高等教育机构放到了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比较,并且输出了结果,还成为了全球的新闻传媒所追捧的舆论热点,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为何用有些指标排名会被认为是 “学术歧视”?

  当评价跟资源相挂钩,评价就具有了“指挥棒”的意义。现有的大学和学科排名本是一种商业活动,一旦具备了绩效评价功能,就有了建设成效“担保者”的意味,也必然会左右“双一流”建设的重点和方向。笔者在对重点建设高校的持续观察中越来越关注到,随着排名“担保者”形象的日益增强,其“指挥棒”效应便逐渐显现。

  首先,高校人才培养的“挤出效应”进一步加剧。项目和成果是排名上升的基础,成为了不少大学和学科的重要关切,也成为了大学教师群体的重要关切,教师在人才培养上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进一步减少。“双一流”建设高校教师们往往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投放到了获取自然和社科基金,产出SCI、SSCI和CSSCI论文上了。部分高校为了在短期内冲击项目和成果指标,盲目扩大专职科研人员和博士后研究人员规模。经济发达地区的博士后人员的薪酬竞赛已经迅速涨到几十万元不等,欠发达地区吸引优秀青年人才难上加难。适度规模的博士后队伍建设是正常的,将博士后作为“影子师资”,实现学校或学科在各类排名统计中“分子”增加“分母”不变,本质上则是用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的两年高薪和潜在的教职机会换取青年学者们两年期的基金和论文署名权。

  第二,高校对“帽子”人才的盲目追求更加严重。“千人”、“青年千人”、“杰青”、“优青”等“帽子”人才往往在海内外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又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引进他们往往能够在冲击指标上受到“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的奇效。除了高薪以外,多数重点建设高校更是将教授、研究员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作为吸引人才的筹码。但其中不少人才其实只是初步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距离成长为成熟的教学、科研人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超常规的引人手段,破坏了基本的学术秩序,引发了一系列的管理问题。这几年流行的另一类“帽子”人才则是“高被引科学家”。笔者对“高被引科学家”对排名的影响做过数据分析,高校新增一名“高被引科学家”往往能够导致大学排名上升几十乃至数百名位次。部分高校的学科建设管理部门也因此将引进高被引科学家作为一段时期内学科建设的关键任务。

  第三,对医学生命科学学科的重复建设。近年来,随着ESI指标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重要指标,“双一流”建设高校普遍加大了医学和生命科学学科的建设力度。其背后则是因为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在ESI学科领域当中占据了小半壁江山,而多数“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工程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医学生命科学领域的空白成为制约学校ESI表现的“短板”。很多原本没有医科底子的高校都走上了合并医科、新建医科、共建医科的路子,医科生命科学学科的重复建设问题需引起重视。

  笔者就此问题请教过多位欧美院校研究专家,他们一致认为ESI主要功能是图书情报领域为科研提供检索和信息服务的工具,其指标意义仅仅局限于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研究热点等等,它不适合也不应当成为大学绩效评价的指标。归根究底,ESI虽然可以对机构的科学领域进行适度的评价,对人文和艺术领域并不具有评价功能,对社会和工程领域也仅仅具有科学领域的指征意义。因此,欧美院校研究专家认为,用ESI来做大学评价是一种“学术歧视”。ESI是一个重要的科研分析工具,但不能在对它的“误用”中一错再错。

  大学排名本质上是一种 “大学的外部公关活动”

  当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进入“双一流”的新阶段,国家和地方两级公共财政为此投入了巨资,承担重点建设任务的高校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也将面对严肃的公共问责和社会问责。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一流的企业做标准。在中国“双一流”评价的重要历史时刻,大学排名公司敏锐地嗅到了进一步将大学排名提升为大学评价标准的机会。如果能够将商业排名包装成科学评价,并且被公共部门、建设高校,以及师生校友所广泛接受,那商业排名就自然成了行业标准。近年来,所谓“主流大学排名”的提法也不绝于耳。于是,大学排名公司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展开了密集而细致的公关,力图主动为中国“双一流”建设的成效提供“担保”。他们所提供的各种排名数据也恰好为建设成效提供了证据。但事实上商业性排名不应该被视作一种严谨的标准,也不具体登堂入室成为评价标准的基本资格。

  首先,商业性排名难过科学关。大学评价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真正科学、严谨的大学和学科评价必须要面对高昂的成本,这也是很多公益性、独立性的国际组织难以有效组织这项工作的根本原因。而商业性排名机构则会严格控制成本,用他们可接受的低廉投入,选取相对少量的指标对大学这个巨型复杂机构进行简化评价。尽管这些排名的影响在高等教育领域内争议不断,各界对排名的方法也多有批评,但除了个别高校采取拒绝提供数据的行动外,却很少有国际组织、政府组织和行业协会来有效遏制这些排名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认为,大学排名本质上是一种大学的外部公关活动,通过数据来展示大学的优点,本质上是一种广告。由于它并没有对全球高等教育秩序造成很大的危害,又迎合了广大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媒体自然会追捧,而专业性的国际组织只是觉得“无害”,所以暂时没有必要去干预。

  第二,商业性排名难过独立关。从现有各类商业性大学排名运作的情况来看,基本分为企业办排名,媒体办排名和大学办排名三类。企业办排名最终还是要从大学及其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营业收入,具有最直接和紧密的利益相关关系;媒体办排名需要从大学及其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广泛的关注,关注流量才是其核心利益;大学办排名需要同时扮演“裁判员”和“运动员”两种角色。而行业标准和第三方评价则一般是由具有第三方属性和特征的行业协会和专业组织发布的,其内在逻辑便是排除利益相关关系对标准的影响。

  第三,商业性排名难过可靠关。商业性排名在处理大学排名数据的时候先天存在难以保证数据可靠性的缺陷。一是商业性排名所选用的文献计量数据库在收录期刊和学科分类上存在先天的不完备或不匹配,简单处理后便用于大学或学科评价,在很多情况下存在数据偏差。二是商业性排名所采集的教师数、学生数等数据项目往往并未在统计标准上进行过统一,不同的学校执行不同的标准,最终会因为统计问题而影响结果。三是部分商业性排名所开展的全球学术声誉调查和全球雇主调查在抽样方面往往未经严格的推敲。在有些排名体系下,高校支付高额认证费或咨询费后,便可推荐国际合作学者或重点毕业生雇主加入调查,其可信度非常有限。

  故此,有太多外在影响因素左右商业性排名结果,商业性大学排名并不具备为“双一流”绩效评价提供“担保”的资格,甚至在一般性的大学和学科的水平评价上也是有心无力。这也是为什么大学排名机构研发者在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和管理者面前都会坦诚相告:“大学排名并非排给专业人士看的,仅供外行参考。外行出于择校等目的有了解大学的需要,而且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并不一定很准确的信息。”

  第三方评价只能为 “双一流”建设提供 “参考”而非 “担保”

  “双一流”建设绩效评价本质上属于公共投入项目的绩效评价。最终要实现以建设绩效为基础,进行动态调整的目标,从而避免“双一流”进入重点建设“固化”的状态。主管部门在遴选和后期调整的过程中可能会参考各种类型的第三方评价结果,但那只是一种“参考”,不能将之简单等同于一种“担保”。从主管部门的立场来说,在对公共投入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的时候需要考量四方面内容:一是公共投入项目管理者在从事管理工作过程中所掌握的专业信息;二是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建设单位作为被投入对象所提供的建设成效证据和建设绩效证据;三是师生校友、重大项目委托者、国际合作者、校企合作者等利益相关者对相关院校或学科的评价。四是第三方独立评价机构所提供的科学证据。

  具体而言,“双一流”建设绩效评价本质上是一项专业性的政府评价,其评价权属于行政权,但评价过程必须尊重大学具有办学自主权和大学利益相关者多元化等基本准则。所以评价过程除了行政机构自身掌握的情况外,还要充分采用建设主体、建设主体的利益相关者,以及第三方独立评价机构的各种支撑性信息。这里的第三方应当符合多元性、开放性、独立性和专业性基本原则,不同类型的第三方可以提供不同方面的数据,但必须独立和专业。在“双一流”高校建设单位和“双一流”学科建设单位的初始遴选过程中,主管部门开展遴选评价也充分采集了各种多元、多渠道的专业性信息,是一种突破和进步,有效规避了遴选中的人为因素。唯一的遗憾是采用的部分第三方数据缺少了元评估和合法性审查的环节。无论如何,第三方评价结果只是主管部门组织遴选的一个参考,并非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

  换言之,在未来的动态调整中,当大学综合排名在某个排行榜上进入前300名,学科排名在某个排行榜上进入前1‰或前50名,所在学科有团队获得国家科技奖项一等或二等奖,并不能确保不出局。对高校和学科而言,“双一流”建设是一个以我为主,不断追求新境界,不断挑战新高度的过程,国家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绩效评价和动态调整,但并不存在“一刀切”的遴选和调整标准。国家兴则大学兴,大学兴则学科兴。世界一流终将归属那些具有一流眼界、一流心胸、一流管理、一流培养和一流产出的高校和学科。

来源 | 文汇App

作者 | 张端鸿,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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