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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搞”论文,署名次序如何搞定
2017-08-18 中国科学报

  ■文双春

  先来说说“搞”论文。论文是“搞”出来的吗?这似乎有辱论文的雅,用“写”或“作”出来就好听很多。但笔者感觉如果多人合作从事一项研究只为论文,论文完成后署名又大伤脑筋,那么这样的合作叫“合谋”更贴切,而“合谋”的论文用“写”或“作”就不合适。幸好,我们的汉字中有个万能的“搞”字。这儿被迫用上“搞”字后,感觉有了无可替代的贴切和生动,例如,论文只有“搞”,署名才搞笑。

  据说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的1963年,有个名叫Derek de Solla-Price的家伙就预测单个作者的论文到1980年将灭绝。显然,这家伙的预测至今都未成真,单个作者的论文虽然寥若晨星,但并未绝迹。我们倒是真的目睹了作者数量的无限制指数式增长,见证了超作者时代的来临。例如,2016年发表在Autophagy的一篇论文有约2500个作者;2012年宣称欧洲核子组织观察到希格斯粒子的论文有2924个作者,随后2015年来自该组织的一篇论文首次涉及了两个研究团队,导致作者数量达5154个。

  这么多的作者如何管理呢?这种情况下,“作者”意味着什么呢?每个作者的学术贡献如何评价呢?作者信息所占的版面甚至比正文还多,这是不是对纸张和存储空间的巨大浪费呢?这些都是新难题。

  这世道很奇怪,大凡牵涉到名利的问题,人越多反而越好办。超作者论文往往来自针对大科学工程的大合作组织,作者署名和成果运用已有相对成熟的管理机制。

  小型科研合作产生的论文的署名,才真叫人头疼,难度不亚于搞大科学工程。治疗这种头疼目前还没有广谱药,但因为人们对这种问题的兴趣明显大于对科学的兴趣,所以方子层出不穷、花样繁多。

  显而易见,论文作者署名问题虽然难治,但容易防。怎么防?如果独立搞很难,那么选择跟谁合作最关键。例如,跟家人合作搞论文,作者名字的位置随便摆估计也没人锱铢必较。华盛顿大学教授David Manuwal,与他的妻子、女儿和儿子一家四口合作在Northwest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四位作者究竟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少,有没有挂名现象,估计只有除作者之外的人才会去瞎操心。也许有人会质疑这其中有违背署名规范之嫌,但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是一件值得歌颂的事情,写篇论文把家人名字都带上难道就不值得歌颂?

  再如,选择跟猫合作搞论文,署名最省心,猫是绝对不会跟人争名争利的。此外,科学史和科学都证明,跟猫合作最可能做出最好的科学。美国物理学家Jack Hetherington最先尝到这个甜头。1975年,他与他的猫Chester合作搞了篇Physical Review Letters论文。猫有啥贡献?贡献可大了,不挂上猫名,就不能体现“团队”精神,就不符合PRL论文惯用的第一人称“我们”。考虑到有同事可能认得Chester,Hetherington为Chester编造了一个笔名F. D. C. Willard,其中F.D.代表Felis Domesticus,C代表Chester,Willard则是Chester老爸的名字——规避署名纠纷还是选“家人”靠得住。

  搞论文的人都知道,新人搞出牛文最可能被邀请参加学术会议。猫Willard接到了邀请,因为提名人说“他从来没有被邀请过参加任何会议”。组委会收到了有作者“签名”的论文复印件,搞科研的人一个个都是火眼金睛,“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猫爪签名”。最终,给Willard的邀请被取消。看来,人类能够接受猫名出现在论文上,但还不能接受猫也参加学术会议并作报告。

  仅次于家人和猫的合作者应该是同姓人了,一方面,这毕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另一方面,人们在提到某篇论文时,通常只提作者的姓而省去其名,这就让人人都不吃亏了。四个古德曼(Goodmen)合作搞了篇好笑的论文:“几个古德曼:同姓经济学家合著者”。284个“史提夫”(Steve)合作搞了篇“史提夫形态学”。

  也许很难想象,世上哪有这么凑巧的事情,这么多同姓人作同一领域的研究?即使有这么凑巧,谁有号召力把大伙都凝聚起来?但想想中国人修族谱的事情,这就好理解了。相信这样的合作也是令人愉快的,自己的名字排哪个位置一点都不重要,让人感觉在保存自己也有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虽然选择跟谁合作可预防作者署名的头疼问题,但因为这世界太变幻莫测,论文搞手们选择跟谁合作其实没多少自由度,跟非狗非猫、非亲非故者合作才是常态。常态下的合作,通常是在论文搞出来前就商量好排名还是排名问题等论文搞出来后再说呢?合作搞过论文、特别是对论文署名有绝对掌控权的人都知道,论文搞出来后再来争论论文排名问题更有利于最快最好搞出论文,这就像打天下,如果事先确定了打下天下后谁坐什么位置,估计天下是很难被打下的。

  搞定论文署名次序最人性的方案是,谁最急需论文谁的名字就排最前面。但也可能被认为把论文当人情送本质上只是程度差别。所以很多论文即使这么做了也不会声张。但也有难能可贵的诚实者,如一篇1989年的论文在其致谢部分公开了署名规则:作者次序根据终身教职的接近度搞定。也就是说,谁最急需这篇论文评职称,谁的名字就排前面。在一项对127篇论文的调查中,有4篇论文也采用了这种规则搞定作者排名次序。

  搞定论文署名次序最公平的办法,似乎是采用例如大伙都会玩的“剪刀石头布”这样的随机或碰运气方法。调查发现,在这类方法中,用抛硬币的方式搞定作者次序的占多数。其中一篇论文也很诚实,甚至交代了抛硬币搞定作者次序的事情是在“一家昂贵的餐馆”进行的。相对来说,利用球类比赛搞定作者次序可能显得雅一点。一篇1974年的论文公开说明,作者次序根据1973年夏季在帝国学院野外站举行的25局槌球比赛搞定。

  无论是根据急需程度还是用随机方法搞定论文作者的署名次序,都没有做到让一起搞论文的人皆大欢喜,所以都不是搞定论文署名次序的最佳方子。

  最近几年笔者审过一些稿件,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你通信我,我通信你,也就是说,这篇论文你当第一作者、我当通信作者,下篇论文则反过来;奇葩的是,这篇论文老师通信学生,下篇论文学生通信老师,这难免让人感觉有点伦理错乱。

  和朋友聊起这种趣闻,朋友说这种方式早就集体化了:你们通信我们,我们通信你们,一篇论文m个等同第一、n个共同通信,不仅皆大欢喜,更重要的是,还可实现一篇论文相当于(m+n)篇独立作者或唯一通信作者论文;搞科研,N个脑袋也许不敌一个脑袋,但搞论文(特别是搞篇数),个体永远搞不过集体。

  (http://blog.sciencenet.cn/u/SoSoli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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