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会形成制度惰性，是因为任何制度都是生产性的，它再生产着权力关系与遵从模式。

　　■科研体制中传递机制的日趋复杂，其背后也反映了制度与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在这种扭曲的契约中，无形地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

　　近十年来，中国的科技得到了快速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以牺牲质量与品格为代价的。在真实的科学场域内的表现就是：一方面没有多少真正能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科学成果；另一方面，学术不端行为屡屡发生，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泡沫式的学术繁荣背后，隐藏着未来的隐忧，公众对于中国科技发展的满意度并不高。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痼疾。破解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把中国科研环境的构成进行一些细致的梳理与挖掘，基于此，才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

　　说到科研环境，大体包括两个层面：制度设置与集体行为。前者就是人们常说的科技体制问题，后者则是科研生态问题。两者相互影响，纠缠不清，这就是科研环境迟迟难以改善的原因所在。在大科学时代，体制问题的作用越发凸显，为了有效扭转这种肆意越界的行为，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适当切割，把病灶隔离出来，解决之途才算开始。为了论述的清晰，笔者先从科研领域的集体行为开始。

　　集体行为是由无数个体基于自身理性选择模式下的行为在宏观层面上的呈现所构成。为了解集体行为的成因，需要先从个体行为选择分析入手。目前，也许中国的科研人员是当今世界上身份最为复杂、也最累的一群人，他们往往要身兼数职。据笔者粗略观察，中国科研人员除了维系日常生活外，主要扮演了如下几种角色：研究人员、管理者与公关活动家，这些身份所占的时间比例大体为五二三。前两者属于本职工作，与安身立命与团队建设有关，后者则是与科研无关的负功能时间。而且，随着科研领域出现的越发严重的垄断与集中现象，整个科研群体用于第三种身份的时间有快速增加的趋势；换言之，科研领域的时间浪费现象愈发严重。这也是中国科技界与国际科技界在科研生态上存在的主要区别。由于每个人拥有的时间是有限的，用于其他身份的时间多了，用于科研主业的时间必然会减少，这就是当下中国学人经常感叹的话题：越来越没有时间做科研、越来越累的深层原因。笔者称这种现象为身份的时间割据状态，中国科研效率损失在集体行为层面多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