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来，清华一直注重‘绿色大学’的建设。”说到这儿，江亿停顿了一下，“但是，建设‘绿色大学’不能停留在表面，拿大学的小社会作尝试来研究社会的大问题，同时开展文化、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使大家认识到未来应该通过怎样的生活、怎样的行为处理好与环境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才是‘绿色大学’要做的事。现在我们离这样的目标还差得挺远，还需不断深入认识，努力朝这方向走。”

　　江亿还提到，现在的建筑节能往往以采用了多少项先进节能技术为指标，大有“贴标签”、“对表格”之意。节能建筑成了节能技术的堆砌，而实际用能数据却少有人关心。对此，江亿认为，建筑节能的最终目标是要把建筑运行的能源消耗真正降低，因此要以建筑能源消耗数据降低为导向。

　　“依靠科技，找到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途径，既满足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同时实现较低的建筑实际运行能耗，从而缓解城市发展与能源供应的巨大矛盾，实现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江亿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建筑节能之路的理解。

　　33年前，与建筑节能结缘

　　作为我国人工环境工程学科的倡导者之一，江亿与建筑节能结缘已经整整33个年头。但谁能想到，这行却完全不是他学生时代的理想。

　　“我属于‘先结婚后恋爱’。我小时候的兴趣是数学和无线电，上大学后读了这个专业才慢慢感兴趣干这行的。”在天津长大的江亿，用天津人特有的幽默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

　　用江亿自己的话来说，他“在天津学话，在内蒙古学人，在清华学本事”。

　　自小在天津读书的江亿初一时就遭遇了“文革”，很快便随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洪流来到内蒙古四子王旗半农半牧区种了5年地。

　　5年的插队生活，条件之艰苦自不必描述，那种状况现代人可能已经无从想象，但在江亿看来，却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1973年底，江亿参加了“文革”中仅有的一次高考而进入清华建工系暖通专业学习。次年3月“开门办学”就开始下厂劳动，从二七车辆厂、878电子厂，到参加援藏团。那时候上大学其实是在工厂里度过的，一起下厂的老师们，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给了他们许多难忘的教诲，从工厂里那些钳工、车工师傅们身上，他们也学到了实际生产的本领。“实践也许是最好的老师。”江亿感慨道。

　　1978年，清华恢复研究生招生，江亿回校应考。从这一年开始，江亿的生命轨迹就开始与节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艰难起步

　　可能正是由于江亿十几岁就与农民、工人在一起生活、劳动，从硕士到博士再到院士，江亿一直在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解决人民经济生活中亟待解决的实际难题。

　　在读硕士期间，江亿成为最早研究北京地铁升温问题的人。

　　江亿回忆，那时没有课题立项，也没有研究经费，只是说有这么个难题需要解决。他常常带着几个本科生半夜两三点钻到地铁里去测试，为了让学生们多干一会儿，他付给的“加班费”是一块水果糖。

　　上世纪80年代，水果的产地储存是困扰我国苹果种植业和苹果产地经济发展的瓶颈，也一直是国内外科技人员攻关的难题。

　　1982年起，江亿就参加了由山西省农科院主持的国家“六五”攻关重点项目“苹果的产地储存技术”，负责其热环境原理研究及性能优化。他们利用当地现有的条件，为农民设计出窑洞储存苹果的土办法，就是打出几十米的窑洞，再在里面修一条通风道，让空气流通起来，通过调节窑洞内外空气的流通来调节温度，这样不管是春夏秋冬里面的温度都被控制在0～6摄氏度。配合他们研究的“自发式气调技术”，实现了与现代化储存手段完全相同的储藏保鲜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