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阳，1999年获得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木本植物生态、生理以及分子遗传学的研究工作。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建校350周年青年研究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人，都是靠自己努力去和命运抗争。”讲着诸暨口音的普通话和“更糟糕”的英语，他从芬兰回到中国西部，打开了中芬科研合作的一扇门户——

　　2009年2月11日，由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办公室组织专家组主持，在京召开了“森林与岷江上游：流域治理与生态系统重建”项目验收会。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春阳，是主持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专家组充分肯定：该项目通过中国与芬兰的合作与交流，有效引入了芬兰退化生态系统治理的先进方法和技术，加速了我国在该领域内的研究进程，解决了特定环境下的生态恢复难题。

　　2010年1月，李春阳入选2009年国家级“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李春阳走出北欧芬兰的树林，一头“钻”到了华西、岷江上游流域的森林里，他打开了中芬科研合作的一扇门户。

　　“不能坐在那里等”

　　采访李春阳的确是个费劲的活儿。他那浓重的浙江诸暨口音，使得记者不得不常常打断对话，请他重复一遍。李春阳笑着说：“我对语言有种天生的恐惧感，普通话说不好，英语就更糟糕了。”1994年12月，李春阳从中国林业科学院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留学。第一次与导师Olavi Luukkanen见面，“我原本就很紧张，他听不懂我的英语，我心里更没底了。为了缓解我的情绪，导师特地给我冲了一杯咖啡。”李春阳说，“我永远都记得那杯咖啡的味道——那一杯咖啡让我学会了和学生的平等交流。”

　　“芬兰成了我的乐土，这里的森林占据国土面积的2/3，其林学和林业都十分先进。”李春阳天天钻进芬兰神秘的树林中，与麋鹿和桦树为伴。

　　在赫尔辛基大学的第一年，李春阳对桉树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给自己选定的课题就是作桉树抗干旱能力的研究。这个很有意义和价值的课题，却偏离了李春阳所在课题组的主攻方向。当时Luukkanen手中的研究经费并不足以支撑李春阳这个看起来有些“离奇”的想法。

　　从赫尔辛基求学的第二年开始，李春阳一边做实验，一边到中餐馆打临工。这期间，Luukkanen也给李春阳介绍了个很不错的工作：芬兰农林部与中国黑龙江的一个示范林场，建设合作项目需要翻译资料。为此，李春阳赚到了留学生涯中最大的一笔钱——3万芬兰马克，相当于5000欧元。他作桉树研究的经费和整整一年的生活费总算有了着落。

　　“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时不得不先去做一些不喜欢的事情。不能坐在那里等着；等，你可能一辈子都等不到。”李春阳常常这样告诫他的学生。

　　“只能在中科院工作的科学家”

　　谈到回国的缘由，李春阳用他的诸暨普通话，一字一顿地讲了这么句话：“我的性格已经注定自己的命运，是一个只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科学家。”

　　李春阳坦言，要回国，他有两项必须坚守的原则：第一，不能在大学里教书——由于他那难懂的诸暨普通话，学生说不定会把他从讲台上轰下来；第二，不能做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属于“喜欢自由自在，不受约束，而且经常口无遮拦”的科学家性格。

　　“因此，我只能做科学家，并且只能做中科院的科学家。这里有很好的科学与民主气氛，这里成为我回国的唯一落点。”李春阳说。

　　李春阳选择中科院是“命中注定”，而选择了成都生物所，则是中国西南优越的自然生境使然。

　　成都地处我国西南腹地，这里植物物种丰富，气候变化复杂，低海拔地区是干旱河谷，高海拔则呈现寒冷高峰，这和李春阳的专业相吻合。李春阳笑言：“此外，西部人才还是比较匮乏，在中国这样的藏龙卧虎之地，我岂不是更容易凸显出来嘛！”

　　在中科院的若干研究所中作选择时，李春阳考虑了3个地方：西安水保所、沈阳生态所和成都生物所。

　　2001年7月的一天，芬兰时间傍晚5点——李春阳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刻，他给这3个研究所同时发去电子邮件，“没想到我6点就收到了回邮，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2点”。

　　这第一个给他回复邮件的人，是成都生物所人教处处长位东。回国七八年了，李春阳还常常感念中科院的两位至交，位东和时任中科院生物局局长的康乐，“正是他们的热情友好和周到服务，让我铁了心回国”。

　　“我在国内所获的成功，大半功劳要记在中科院头上！”李春阳说这话一点都不含糊：留学芬兰已近8年没有回国的他，开始并不容易适应国内的科研环境。从写申请项目报告，到实验室建设团队招募，再到住房装修等生活琐事，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的几个职能处，几乎是事无巨细、事事关心。

　　“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科研不可能这么顺利地展开。”李春阳说。2005年，他不仅“百人计划”项目终期评估为优秀，还成为中科院在森林生态与树木生理领域的首位“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