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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关于教育部、科技部文件(教科技[2020]2号)的思考
2020-03-03 两江科技评论

  编者按:最近教育部、科技部《关于规范高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教科技[2020]2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该意见稿为消除论文“SCI至上”的影响、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规范各类评价活动、改进学科评估、优化职称(职务)评聘、扭转绩效功利化、设置学位标准、树立政策导向等十条具体意见作了较为深入地阐述。但我国科教系统是个较为复杂的生态系统,各个研究院所、高等院校所处层次、水平不一,而具有的学科特色方向也各有千秋,为了让该意见稿得到更好地执行和具备可操作性,让管理决策者更全面地了解底层科研情况,值此疫情之期,满怀读书人“家国天下”的情怀,本期“两江科技评论”公众号特开辟“两江新语”栏目,邀请国际国内多位学者、编辑,以及企业界的代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各自立场的阐述,希望这些思考、观点和建议能够为科教管理部门、高校、研究院所的决策者们所参考,从而结合“意见”精神,制定更适合本单位的学科发展特色的策略。也希望这种开放的讨论,能够让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进一步追求科学精神,回归学术初心,促进创新生态,为中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思考和意见也许会有考虑不周之处,也许会有满腹牢骚之嫌,但相信各位学者都是满怀对国家之款款深情,对中国科教事业发展的殷切期待,其言也善,其情也真,敬请批评指正!

  不崇拜但是要尊重SCI

  石锦卫 北京师范大学

  两部委的《意见》,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讨论,这个讨论超过了学术界。作为一名中年教育科技从业者,我从三个角度谈一点个人看法,一家之言,抛砖引玉。

  第一、宏观战略

  国家科技基金的目的是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科技两字其实是两个词,科学与技术。不恰当地比方,技术是当下的苟且,科学是诗与远方。科学知识是公开的,属于全人类,哪怕战争年代都是如此。技术是封闭的,有各国的专利法等等保护。我们国家现在关心的“卡脖子技术”,就是核心技术,有很多我们都没有掌握。而另一方面,我们的SCI论文数量、质量、版面费与日俱增;这种矛盾是从上到下对学术界颇有微词的内在根源。其实作为知识传播的载体,SCI期刊论文一直在有效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为什么做核心技术研发的人很少?做技术,做工程,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风险。如果做不出来,可能一辈子就毁了,甚至毁了一个行业(投资人再也不给这个行业的概念注资)。这里有中国社会的风投行业不成熟的原因,也有科技领域的惯性思维原因。

  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不是严格区分的,对于当下我们最缺的核心技术,国家和社会要鼓励科学家积极参与工程项目,协助解决技术难题,也包括卡脖子技术中的科学基础问题。同时,要注意专利权保护,这也是对承担科研风险的科学家的保护:假如哪位科学家和工程师能解决中国的航空发动机、商用光刻机研发等核心问题,就是应该允许他们靠这个活一辈子。这么说似乎和文件精神不符,但是仔细想想,商业领域的卡脖子技术相当多的都是被国外公司的专利壁垒挡着,我们国家的正规公司没办法以这些专利为基础往前跨一步,否则,怎么可能至今没有任何突破?当然我也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商业机密”连专利都不申请,这是因为当有基础专利链条作为第一层防护时,这些“机密”就没必要公开了,这样即使个别国家无视专利壁垒,也无法获得最尖端的技术。欧美公司的这些做法成功了,我们在开发自己的技术时为何就不能这么做呢?

  再说科学。科学的特点是开放,不能封闭。能不能不要科学,只要技术?不要科学界,只要工程师?这很显然是不行的。今天的科学知识是明天的核心技术的基础,不去抢占科学前沿,难道任由今天发生的被人卡脖子故事在明天继续吗?更不要说,现在很多科学家(高校为主)还同时担任教书育人的重任。科学研究(包括写SCI论文)是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一部分,总不能把大学重新退回到师傅带徒弟的手工作坊模式吧。

  第二、个体发展

  如何才能让国家的宏观计划得到可持续性地发展?激情奉献可以解决一些燃眉之急,但是良好的长期制度更为关键:一个人一段时间做一件事容易,十年坚持做一件事很难,一群人几十年坚持不懈甚至前仆后继地做一件事最难。一个好的制度要能让个体乐于为国家目标服务。我们国家在改开早期,提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取得了经济的腾飞。当然片面强调经济也造成了一系列问题,比如GDP至上,不顾环境污染,不顾生活质量和百姓的幸福指数等等。以科教领域为例,负面效果如:高考唯分数,科研唯各类指标(SCI是其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等。这几年大家认识到,高考虽然问题很多,但是公平;各种高考改革方案,不管初衷是好的还是掺私货的,执行层面很难做到公平(考生公平,学科公平),这是高考改革经常失败的重要原因。同理,在有更合理的措施之前,盲目地批判SCI很容易造成更大的不公平甚至混乱。破易立难,群情激昂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无比正确,都想对有缺陷的墙踹上一脚,没多少人想过怎么盖新房子。

  科研领域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哪怕一个很好的改革想法,如果缺乏全盘考虑的思路,往往效果适得其反,最终导致人们对于改革想法本身的质疑,改革失败;其中不乏形式主义的低级红高级黑。不唯SCI,不唯帽子,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要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学校、研究所的领导难道不知道?其实还是领导们要对“考核”负责:每年拿多少项目经费,吸引多少“帽子”人才,学科评估几十条指标……。所以最关键是只弱化各种“唯”生存的土壤,否则不唯SCI,也会唯其他。

  基础科学的评估,应该交给最广泛的同行,而不是少数专家,所谓的基础科研没有领军人物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科技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哪只鸡会下蛋。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年轻人的活力是无穷的。然而,各类基金、项目、课题评审都是资深专家为主。要允许各类评审专家每年分配一部分比例给青年科学家,要逐步将人才“帽子”改成推荐制度,从院士,到杰青,再到其他。要将帽子的荣誉提升,甚至个人收入也可以抬升,这也是对人才取得的成就的奖励;但是项目申请和评审权、论文的评审权不能跟着抬升,否则会带来严重的马太效应、裙带关系,反而伤害了科技的发展。新的项目申请对应未来的工作成果,理应和没有帽子的人、和年轻人平等,而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明天的人才。这方面SCI期刊反而是做得相对比较好的,值得我们尊重:物理学界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即使成名之后,也都有被期刊拒稿的经历;国外科研不活跃的院士,甚至诺奖获得者都有实验室关门的例子。当然某些学科领域的SCI期刊也是学阀把持,我想说,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只要大家有决心,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定有信心做得比国外更好。

  第三,学术期刊

  SCI期刊版面费是有一些不合理,也有“开放”期刊的好处,可以直接下载阅读。学术圈外的朋友可以去试试看那些不要版面费的国际顶尖期刊,看是否让你免费直接看论文。高额版面费可以限制,但是这不是SCI本身的问题。国际顶尖期刊的声誉不是一天两天建立起来的,是多少年的积累才形成的。中文论文要发,英文论文也要发。总有人把“外国”和中国对立,认为投了太多SCI期刊论文就是受“外国”操控,不知道“外国”不是一个国家!英语只是学术界交流的语言,其广泛使用有历史原因。新中国刚成立时的科技非常薄弱,最早期的一批科学家广泛与世界交流,才打下了国家的科技基础。本人有幸和某些前辈聊过,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英文水平之高。到现在国内的优秀教材依然有不少是参考了全世界的顶尖教材而来的,老师们用这些教材教育了你我。顶尖的科技工作者需要具备从外文期刊获取最新知识的能力,也需要具备向世界宣传我们的工作的能力。

  另外,现在又开始指定国内期刊,这种“指定”的标准是什么?事实上,国内已经有不少期刊获得了不错的国际声誉,并不需要“指定”。退一步,即使现在的指定是合理的,学科发展是动态的,新的交叉学科出来,指定范围内如果没有合适的期刊,是不是抑制了学科的发展?这种给特定期刊戴帽子的行为,和唯SCI、唯帽子相比更恶劣,不难想象今后国内学者的主攻方向就是如何拿到这些期刊的话语权,或者“高水平期刊”的指定权。其实,我们可以自信地应该让期刊自我调整发展,与时俱进地吸收最前沿的最有活力的研究论文。

  几点感想

  陈岐岱 吉林大学

  相关文件出台后,科学网与知乎等媒体上已有很多很好的贴子论述SCI论文作为评价标准的问题和意义。在此就不赘述了,这里谈一下其他方面的感想。

  对于高等学校而言,其主要任务是:教授知识、创造知识、服务社会(技术成果转化、科普等)。论文和专利是创造知识方面的最重要的产出。当前,国际上高水平大学的教师也主要以发表高水平论文为科研表现形式,教学研究类大学教师真正做好高技术产业化也极不容易。对某些学科,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推动高校老师去做发表论文之外的成果转化,短期内对于解决国家高科技领域瓶颈问题,效果未必好。高科技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必须需要合理引导高校,科学院、工信部、航空航天部门的研究所,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高科技公司协同解决。当前,国家制定了非常详细的“反SCI至上”的指导文件,初衷很好,但是其带来的后续效应可能是对于高校的评估日益增加,各种指导意见和文件亦会不停的在加大加细。各类评估必然需要数指标、数字,需警惕产生围绕当前规定的新“四唯”。此外,建议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包括高校自身需建立政策反馈机制,根据自身特点系统评估各类教学评估、创新创业活动的成效,共同制定更有效的宏观政策。

  建议各高校制定“百年育人、百年科研”的长期发展大计,根据国家的指导意见,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教师培养策略。配合国家相关文件的精神,不使用简单的行政统计方法来指导反SCI至上问题,从而可避免我们从反“旧四唯”落入新的“四唯”。

  美味果酱需小火慢熬,创新成果要真材实料

  张彦峰 中山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人民群众宅在家里,除了关注新闻,就是琢磨吃的。笔者也不例外,在凉皮油条肉包花卷葱油饼小麻花后做了一次草莓果酱,熬制果酱的过程照常是全家齐动手/口。习惯于马前炮的家属再三叮嘱:一定要小火啊,不要着急开大火,果酱糊了就吃不成了。

  我一边开着最小火搅拌果酱,一边想,这话很有道理啊,我们做科研的,想有真正创新的成果,也得要扎实有料,不能浪费了经费,挥霍了时间,错失了机会。

  1942年,社会学家洛根·威尔逊(Logan Wilson)在描述学术团体时使用了一个词叫做发表或灭亡(publish or perish),发表当然是很重要的,存在个人电脑硬盘的数据无人知晓无人分享更无法推动领域内的进步。发表在高质量的、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可以提高学术界的准确性。在职业生涯的任何时期,发表高质量论文都很重要,发表可以帮助学者获得晋升、助学金、奖金等利益。

  现在的问题是:论文在利益分配上的比重太大了。没有论文,研究生评不到奖学金、教师不能晋升无法发展。研究生的“收入”一般是两部分,固定部分是学校和导师发放的补贴,另外一部分是优秀奖学金,而奖学金的评价标准通常是论文,并且这个论文要该学年有效。这就使成年许久生活窘迫的研究生有了发表快速论文的驱动力。对于教师,论文也是同样重要。没有论文,教师很难有机会主持项目、获得晋升机会,更不用谈各种各样的人才计划。人才计划还通常有种种限制,例如广州的“珠江新星”人才计划限制在35岁。对于工科来说,新教师入职后建设平台开展实验要耗时好几年,埋头苦干突然发现没了申请资格,这也使得教师倾向于做短平快的能发表论文的工作,而不是踏实建设平台创造核心竞争力。

  这些与论文直接相关的利益分配让学术圈的主体(研究生和教师)都有发表“快”论文的动机,而贪多求快通常伴随的是嚼不烂。本来一篇论文可以讲清楚的,非得留一半甚至大半下回分解,等同于一瓶稀汤拉水的果酱。要想大家都不急,需要降低绩效和奖学金的比重,比如绩效/优秀奖学金:工资/固定奖学金低至1:10,解下挂在驴头前面的胡萝卜,让科研活动的主体不用疲于奔命的去填形形色色表格申请项目申人才计划,而是踏踏实实投入更多的时间到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就像做果酱的时候,多切点果肉进去,小火慢熬才能成就一瓶货真价实的果酱,科研的时候把工作做扎实,不急不躁不掺水,才能出真材实料的成果。

  关于科研评价标准与科研资源分配的一点思考

  郜定山 华中科技大学

  针对当前科研评价、科研经费资源分配、科研人员收入分配中存在片面使用SCI论文相关指标的等现象,近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通知要求高等学校规范各类评价工作中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引导评价工作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服务贡献,推动高等学校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

  上述通知印发以后,引发了广大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者的热烈讨论。大多数科研人员对通知的出台持拥护肯定的态度,同时也有一些科研人员担心旧的SCI指标评价体系被破除,而新的评价指标体系还未建立,会导致一段时期内出现混乱局面。笔者从事科研工作近二十年,从自身体会出发,对我国科研评价标准、科研资源分配、科研人员收入分配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

  一、科研论文SCI指标评价的功与过

  科研论文是科研成果的重要呈现形式,特别是对于基础研究更是如此。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数据库是从科研统计学的角度出发,对各种学术期刊、学术论文进行引用次数、引用率、引证关系的记载和数据分析。应该肯定,SCI论文发表,对于早期提升我国科研论文水平和参加国际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各种SCI收录指标(期刊影响因子、论文他引次数、高被引论文等)被广泛用于高校排名、学科评估、人才项目评审、科研项目评审、职称晋升、科研奖金发放等一系列资源和收入分配活动中。那么,用SCI收录指标来评价科研成果水平是否科学合理呢?结论是否定的。首先,SCI收录指标只统计论文这一成果类型,无法对论文之外的成果进行统计评价。另外,SCI收录指标无法直接体现论文本身的创新贡献和水平。比如,不同学科的期刊影响因子差异很大,生物、材料、物理等学科期刊影响因子远高于通信、计算机、机械等学科。论文他引次数、高被引论文等指标受研究领域方向热度影响,不能简单把高被引次数等同于论文本身创新水平高。引用还需分肯定性引用、中性引用和否定性引用。因此,单一的SCI指标体系,难以科学准确的评价科研成果的质量和水平。

  二、如何更加科学合理的进行科研评价

  按照科研活动的特点,大致可以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两大类,其目标任务也各不相同。其中基础研究以探索发现新的自然规律、拓展人类知识库为目标,成果主要以高水平论文来呈现。应用研究以解决产业、工程中的重要科学技术问题为目标,成果体现为新产品、新技术、有价值的专利、重要工程应用、科研论文等。正因为上述两类科研活动的任务目标、成果载体各不相同,因而,无法用单一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进行成果评价。需要根据其科研特点,来制定其各自的评价标准体系,即建立分类评价体系。例如,对于基础研究,可以采用代表作论文来进行评价,在评价时不应只看论文SCI收录指标,还应更多对论文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学术贡献做出科学评价。对于应用研究研究,不应仅用论文来衡量评价,而应该注重解决相关产业的瓶颈问题、在重大工程中获得应用等成果评价。

  另外,在科研评价中,不能单靠数指标、数数量的定量评价,而应该结合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为了使得科研评价更加科学合理,必须使评价紧密围绕成果的科学内容、科学创新和科学贡献来进行,只有广泛依靠同行评议才能做出准确的评价。一些科研人员担心不靠定量评价,可能会导致托关系找熟人,带来科研评价的不公平问题。因此,通过建立透明、严格规范的同行评议制度显得极为重要。

  三、科研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规则亟待改革

  目前,学术界“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科研经费资源分配、收入分配规则与论文、帽子、职称、学历、奖项这五个参量等过分挂钩,使得学者在科研经费、收入待遇等方面差距巨大。资源过分集中于少数有帽子、有头衔、有奖项的学者,其中一些学者确没有投入足够精力到教学科研工作中,没有树立很好的榜样。大多数没有帽子、头衔的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收入普遍偏低,并且很少能获得科研经费、资源的支持。过了“帽子”申报年龄期限的学者,过早丧失了斗志和激情,处于半退休状态。这些现象都严重损害了我国科学研究队伍的整体战斗力和精神风貌,亟待通过改革来扭转。比如,通过缩小科研工作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减少与资源、待遇直接挂钩的各种评比,规范经费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机制,可以从根本上扭转上述“五唯”现象,激发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潜心治学。

  全国教育大会强调,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相信此次教育部、科技部联合整治文件的出台,必将引导科研评价标准和科研资源收入分配规则更加科学合理。作为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我们应该不忘初心,潜心教书育人和科研创新,为实现科技强国梦贡献力量!

  “计算电磁学”小领域“破四唯”的思考与建议

  沙威 浙江大学

  科技部近日专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旨改进科技评价体系,破除科技评价中过度看重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忽视标志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及工业、国防领域的应用等“唯论文”不良导向。

  政策一出,科研工作者纷纷发声,各种观点激烈交锋。在国家管与不管,论文、引用看与不看,评价体系公平不公平等诸多问题,展开了一场科研界实事求是、集思广益的大讨论。针对所在的“小”研究领域,“计算电磁学”方向,我想谈谈个人想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近年来,随着5G/6G 通信、高性能计算、智慧城市、和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的飞速发展,高频、高速、宽带和多功能集成电子设备正全方位应用到国民经济诸多领域,电磁环境愈加复杂,电磁频谱管理愈加困难,电磁兼容与电磁防护设计问题日益突出和严重,自主电磁仿真设计软件的研发愈加迫切。国外主流商业软件开发历史已30多年,仿真功能和计算性能日渐精进,我国的电磁软件差距巨大。美国对华为进行电磁仿真设计软件禁运,表明电磁仿真已成为卡脖子的重大战略问题,严重阻碍我国通讯行业的发展。而电磁模型的建立、仿真算法的实现、EDA智能设计软件的开发,正是计算电磁学这个“小”领域的“大”作为。

  国家出台破“四唯”政策,对计算电磁学领域的研究者而言,可把软件开发及具体应用作为标志性成果之一,而不把论文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上述措施无疑是一种积极的进步,对领域的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科技部试行措施也对计算电磁学领域的未来发展带来新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在这里不得不仔细推敲,总结一二。

  第一,对一个学者,尤其是高校学者,论文的发表档次和引用情况,依然是其国际学术地位和科研影响力的最重要指标。拿电磁学IEEE Fellow举例,一般来说几十篇以上的IEEE论文,上千次的谷歌学术引用量,并有1-2篇原创性工作,是基本门槛。因此,计算电磁学领域的国内学者,为了争取国际话语权、引领学科前沿,发论文是必由之路。另一方面,没有高质量的论文,很难具有高超的学术水平和学科基础,也不可能研发出创新模型和高效算法,超越目前商业软件的功能和计算性能。而科技部明确表示,论文应该发表在“三高”期刊上。但作为计算电磁学这种小领域,国内的卓越行动计划期刊列表中,并无任何一个涵盖该专业领域的期刊,甚至连电磁学大领域的专业期刊也未发现。因此如果投稿,只能将稿件投至中国物理、中国科学、科学通报这些大类期刊,其发表难度很大,且难寻找合适的专业评审。而国际的“三高”期刊,由单位学术委员会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确定,因此计算电磁学领域的许多国际期刊也不可能进入这个列表。比如IEEE天线、微波、电磁兼容三个学会合办的多物理场仿真期刊IEEE Journal on Multiscale and Multiphysics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JMMCT),是计算电磁学领域的权威期刊,众多IEEE Fellow投稿。但目前没有影响因子,属于小领域期刊,不可能进入“三高”列表。因此,科技部的相关政策,无疑增加了计算电磁学学者发表本领域论文的难度。而国内的计算电磁和应用电磁有关的中文期刊,投稿量会大幅减少,进一步的发展将遭遇“滑铁卢”。

  第二,计算电磁学相关EDA软件的研发,不可能由高校研究者单独完成,而更应该是科技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研究所,十年磨一剑的大工程。电磁软件开发,涉及网格生成、核心算法、后处理、并行技术、界面开发、软件工程、风险投资、产品营销等诸多难题,是系统级的大工程,也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款成熟的商业软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数十年的积累、改善与更新,不仅需要核心算法层面的突破,还要依靠成千上万用户的反馈,不断修改和优化,才能达到工业级的成熟度。目前我国基本的电磁场仿真软件水平,和国外相比差距很大,更不要提多物理场仿真、微纳电磁仿真、量子电磁仿真等新兴领域的软件开发。因此,由企业打头,优化资源调配,进行商业化运作,加之高校对核心技术进行支撑和帮助,是国产EDA软件发展的必由之路。以美国计算电磁学知名学者,美国工程院院士周永祖教授为例,他本人并没有参与商业软件的开发,但他提出的多层快速多极子算法,被商业软件FEKO采用。此外,周教授本人和Intel公司及其它软件公司长期保持联系,许多毕业的学生在这些公司工作。另一个例子是HFSS商业软件的早期主要研发者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李金发教授,目前他并不在软件公司高层,但他的学生赵克钟博士在HFSS从事研发工作。我在伦敦大学学院(UCL)工作期间,FDTD Solution也和我的合作导师Nicolae Panoiu商议,是否有必要把前沿的光子拓扑绝缘体陈数计算加入软件。国外商业软件通过和一线教授的密切合作,保持了软件的前沿性和更新性,满足了客户新的需求。因此本人建议,国家无需对科研人员发表论文在哪些期刊,发表多少篇数,发表影响因子高低,过多限制。在代表作和同行评议的体系下,进一步加大外审(避免利益冲突),完善评价体系的公平性即可。而国家需要做的是对卡脖子方向的企业,进行引导或支持,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转换,促成企业和高校之间密切有效的合作,从而推动国家科技的高速、健康发展。

  没有任何一种措施和任何一种评价体系,是绝对的正确或公平。根据学科、领域的特点,给科研工作者、用人单位更大的自主权,让其自由调节,自由选择,有的放矢;进一步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破除科研帽子与个人生活待遇的挂钩,是未来国家科技决策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谈开展科学研究的初心

  彭亮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对SCI论文的使用提出了负面清单。广大同行深深感受到了国家在重视基础研究、提升我国科研工作者水平、营造良好科研氛围方面的决心。对于通知提出的多项SCI论文使用原则或规则,我个人表示支持。可以预想,各级单位将会对本单位的各项规则做出必要的修正或修改。作为一名普通科研工作者,现就我所见到、所理解到的一些关于论文、SCI、职称等科学研究所涉及到的多个方面做一些个人陈述,分享给大家。

  1.科研人员与SCI论文

  一般情况,科研人员从一进单位开始就会想着如何做得出色,自然就会树立自己工作的目标。这里面涉及到职称和人才头衔两个方面。职称,是各个单位评价本单位人员科研能力、激励科研人员成长的有效机制。理论上职称越高的人员拥有更强的科研能力,更可被委以科研重任。人才头衔,则是国家激励科研人员积极创新的一种方式。拥有人才头衔的科研人员,在各种场合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拥有头衔的人获得了国家的认可,更具有科研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获得职称,需要在本单位证明自己的业务能力水平;获得人才头衔,需要在更大平台证明自己的业务能力水平。科研人员通过努力开展科研工作,发表经过同行评议的科研论文,获得上级的项目资助,都是无可厚非是展示自己能力的方式。问题在于,不同人的科研业务能力如何评价?量化是保证公平性的必要手段。当前,对科研加以量化的手段就是论文发表期刊档次、数量、被引用等,很自然地需要依赖SCI、JCR等工具。在科研人员努力晋升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如何拿到一些硬性指标,论文必然是重点。这是大家看重SCI论文的内因。

  看中SCI论文还有其外因。现在的科研单位都非常看中SCI论文、引用次数、ESI,因为这直接涉及到上级对本单位科研水平的考核和各种排序。所以,各单位都对科研人员发表论文有明确要求,特别是将发表SCI论文与绩效挂钩,以此激励员工为单位的发展作出贡献。同时,科研单位又非常看重拥有各种头衔的科研工作者,给他们极高的待遇和科研条件,配备大量辅助人员组成团队,造成相比普通科研人员的断崖式科研条件差距。在强大的激励措施下,有想法有执行力的科研人员都力图通过自身努力“出人头地”和获得人才头衔,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多做各种量化指标,SCI论文是最通用、最有说服力的。

  2. 破除“SCI论文至上”的迷局

  直至今日,很多科研团队已经陷入了SCI论文迷局。A:通过论文或者个人待遇提高、争取更好科研条件,然后追求发表更多论文,成为一种闭循环;B:片面追求期刊论文影响因子,在评判有多少科学意义、对本科技是否有推动方面思考较少,等等。围绕SCI论文的这些现象,并不是国内特有的,国外也是存在的。这种SCI论文迷局已经造成了诸多弊端。首先,社会发展实质上失去了优秀科研人才的支持:优秀的科研人员可能很多去追逐SCI论文了,愿意花大力气、长时间坐冷板凳去攻关各种“卡脖子”技术的减少了,因为做这些技术研发可能很难发表“高水平”论文,即使能发,数量也很有限。第二,造成科研经费的浪费:多数有头衔的人才忙于参加各种评选会议,团队内部成员热衷于争夺职称和各类人才“帽子”,偏离科学研究的初心。第三,造成科研力量的消耗:有些科研工作者进不了能发表论文的正向循环后,在规定的年限戴不上人才帽子,拿不到必备的科研条件,形成不了独立团队,无法有效开展科研,接下来疲惫地应付单位的各种考核指标。

  发表高水平、高档次的原创性SCI论文可充分体现论文作者在科学上的大胆创新、严密逻辑思维、良好的写作和沟通能力等,因此是科研工作者良好科研素养的体现。用高水平论文来评价一个科研工作者的科学素养,有效且准确。从国家层面,具备良好科研素养的人应该越多越好,因此应该大力鼓励国民发表高水平、高档次的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现在这类SCI论文数量远远不够。用SCI论文来决定个人利益和资源配置,其有效范围仅限于培养科研人员的行业,而不能用于科研事业本身。如果单纯弱化SCI论文,并不利于在各行业中广泛培养高素质的科研人才,也不利于独立科研个体做出多项创新研究。要走出SCI论文迷局、破除以论文为中心的科研闭环,关键在于在科研生态中将论文和利益、资源配置脱钩,不要让论文沦为争夺名利的工具。以下,是我对健康科研生态所做的一些展望。

  第一,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角色区分问题。不同人员需要走不同的职业途径,需要用不同的尺子来衡量和评价。科研人员的晋升,需要考察其在从业领域的专业水平,必要的代表性论文不可少。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可以角色互换,科研人员转换技术人员岗位,必须根据其在新岗位的业务水平重新评价定位;技术人员要转换到科研岗位,须展示其科研创新能力,应当在其从业领域发表相应水平的代表性科研论文。

  第二,科研人员如何安心科研,怎么获得公正评价的问题。科研人员应该根据自身条件,竞聘合适岗位,按照岗位职责努力工作,获得稳定的与岗位匹配的报酬。同档次科研人员只有在科研条件配置无太大差异的情况下,才会有意愿在相互之间达成有效合作,共创更大创新。科研人员应当接受以公开述职、内外同行评议为主要方式的考核与晋升选拔,在未完全履行岗位职责、能力与岗位不相称的情况下,应当接受岗位调整。

  第三,科研人员要意识到创新科研的长期性。突破性的科研进展往往在于科研工作者脑子“灵光一现”。某个科研工作者未能在规定的年龄期限内做出大的创新成果,并不代表他将来也不会有;同样,已经发表了顶级论文的科研工作者,也并不是说他一定会在今后做出更大的创新;论文成果的发表,未必代表着其能够在未来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发挥何等重要作用。

  第四,科研人员应当在本领域精进业务,熟悉本领域行业现状,对未来走势有自己独立的评判。优秀的科研人员应当在行业分析中,发现和凝练一些有潜力的优质课题,以此形成项目申报书,为科学、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作出努力。在向国家科技规划建言献策的过程中,应该尽量客观全面地做出领域或行业分析。在有发展潜力的科学技术方向,应当勇于啃硬骨头、坐冷板凳,避免为满足考核指标而采取的投机性行为。

  第五,科研人员应当努力开展科研成果转化,保护好自己的知识产权。应当通过多种交流平台,向各科学界、产业界公开展示其科研成果,经常性地展开领域内外调研,扩大科学研究之间、科学研究和产业技术之间的碰撞,促进理论进步和与实践相互结合,让自己的科学研究落到实处。依照国家法律、合理运用规则,通过承担科研项目、成果转化等各方面获得应得利益,造就自身科研的良性循环。

  3.做积极向上的科研,从自身做起

  所谓“唯论文”,其本质上是为满足各类体系的量化指标而产生的一个极端效应。应该说,只要量化评价关联到利益与资源分配,就无法回避这种现象,其它任何行业也是一样。在职业生涯中不“唯”指标,是一个普通科研工作者的渴望。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真正地去求真、求实,促成科研健康发展,否则无论国家、单位乃至个人都不是真正的赢家。科研人员需要牢牢记住自己工作的初心,这一点相信大多数科研工作者都遵守得很好。

  当前,国家已经意识到科研生态中的各种问题,因此推出了一系列指导意见,正在努力促成更好的科研氛围。相信各级管理部门会充分尊重科研人员的真实愿望、考虑科学研究的自然规律,建设一个积极向上的科研体系,让科学研究回归本位。作为普通科研工作者,我与很多同行期望改革能够更加彻底一些,早日将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从无穷尽的各种指标追逐中释放出来,成为我国科学进步、技术创新与产业革新的重要力量。

  关于科技评价新举措的三条观点和建议

  杨天 上海交通大学

  我相信大多数科研人员希望自己的辛勤耕作能够形成对学科和社会的真正贡献,大家以科研为终身事业都是带着理想和情怀而来。但可以想象,如果世界上不存在SCI论文,有多少科研项目会继续坚持做下去,又有多少科研项目会换一个做法?我也相信有很多同行和我想法一样,如果自己的工作违背了从事科研工作的初心,反而成为资源流失的渠道,真的还不如回家待业。因此我非常支持新政策的出发点。应明辉邀请,下面浅谈三条个人观点或建议。

  1.关于奖励:

  我想打个比方,拴绳子、任务奖励是用来训犬的,对老虎应该放回山,不能用训犬的方式却想养猛虎。真正有理想的科研人员做出好的成果本身对他她就是最大的奖励、最开心的事,没有必要用其他奖励来替代和扭曲好工作的价值。诸子百家百花齐放不是考核和奖励出来的。相信科研人员、尊重科研人员、提高工作和生活质量,让有科学追求的人放心大胆地加入我们的行业、沉下心来追求自己的理想,就一定会好起来。

  但是,这个理想状态和目前的状态似乎是两个不同的稳态,完成双稳态跃迁需要比维持稳态有更高的输入,因此我也理解管理部门做起来并不容易。

  2.关于评价与考核:

  很多人认为需要找到对科研人员的另一套评价体系来替代目前的考核方式,但切不可没有评价体系,他们的理由是担心吃大锅饭造成国家投入的浪费。但我提议换个思路。做出顶尖的科研工作需要专注,而专注需要稳定而不是求生的紧迫感,用考核去逼本来就很有理想、很有情怀的科学家只会消灭他们。爱因斯坦说建造科学殿堂的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展示自己的高超智慧从而得到优越感和满足,第二种是出于纯粹功利的目的,而只有少数人是第三种,他们逃离世俗的喧嚣和欲望把自己沉浸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对科学世界进行构造里。为什么考核体系下难出大师,我想答案已经很明白了。

  另一方面,不从行政层面进行评价考核就真的会造成投入浪费吗?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让大家稳定生活、沉下心来从事科研工作未必要付出更多经济代价。比如,宁可给一个人每年50万工资白养着他她,也别用苦日子逼他她每年去申请100万经费却做不出来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最难的题只要有最优秀的人解出来就可以,因此对于科研这样的行业,过分鞭策大多数是有利还是有弊,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信陵君有养食客三千的气度,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3.关于项目申请:

  按照现状的大项目申请流程,申请团队会花很多时间写本子和准备答辩,而评委需要在很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决定。这是一个不易理解的逻辑,为什么花了2个月甚至更多时间准备的材料和千万上亿的经费,可以在十几分钟内就判断清楚明白?而且评委并不是个个都是该方向的专家,却个个都需要给分、投票,如果评委对这个课题不是很熟,那他她做出判断的依据有可能脱离帽子、论文、项目等量化指标吗?

  我建议参考商业投资的做法,让投资专员深入细致地跟项目、做调研、给出投资报告,通过这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解决很多“一刀切”解决不了的问题,也会让经费流转到真正需要的团队。

  SCI论文评价的一些思考

  段辉高 湖南大学

  对于一名研究生导师,我首先关心文件对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影响,同时也担心自己的研究生误解文件,所以我看了文件之后,第一时间写了几点体会与自己的研究生分享。

  (1)不唯SCI论文,并不是说不要论文。文件中提到需要三类高水平论文,需要代表性论文,需要国内期刊的论文,鼓励把文章发在国内。

  (2)文件是鼓励大家不要乱发论文,不发跟风型、热点型、炒菜型、灌水型的论文,而鼓励原创性论文。

  (3)科研论文仍然是做科研的人必须要发表的,做科研不忘初心,初心还是要从解决人类重大生存问题、拓展人类知识边界、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生活水平、提升国家竞争力等几个方面进行,而这几个方面的进步还是需要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分享,需要数据的不断积累与学术思想的及时交流。

  (4)整个文件是好事,让我们每个人不要焦虑于文章的事情,可以静心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围绕实际需求和科研的本质去做事;也不必为自己的方向不好发文章或者不好发所谓的高影响因子期刊而焦虑,而应该优先考虑自己做的东西是否更有意义。

  (5)能写好论文仍然是研究生的核心竞争力,只有能写好科技论文才算是经历了严格的科研训练,有了这个思维方式,我们才能更好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更好的沟通、交流和表达,这个素养是跟随大家一生的。

  针对指挥棒的突然变化,我也在思考一个研究者、一个研究机构在现在评估、评价、评审仍然非常多且无法避免的情况下该怎么做,算是对自己的一点提醒,随笔如下:

  评估评价评审何其多,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其实,对于个人和机构,做事情做决策的目标是优化投入产出。我们知道,对于优化,除了短期优化和局部优化,更重要的是长期优化和全局优化,虽然有时需要兼顾。所有涉及到长期优化和全局优化的事情,都有最基本的底层故事逻辑,也就是我们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例如对于我们,需要“不忘教书育人初心,牢记科技强国使命”,只有这样才不会跟着指挥棒乱转或者片面理解指挥棒。制定指挥棒的人也不是神,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最佳的制度,制度是靠大量的教育和科研工作者实践出来的。其实如果我们去研究指挥棒文件,相关的文件中没有哪条是写得很绝对的,而且很多文件的初心也是好的,只是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这也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作为教育和科研工作者的个体和机构,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去选择做什么及怎么做,要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能力,最好能通过实践和实际效果来引领和影响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我相信如果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根本不需要看指挥棒的细节是什么。其实,顶层决策者真正缺失的正是各个个体实践出来的先进的理念、前瞻性的制度及成功的案例。在大方向确定的情况下,长期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比去迎合指挥棒更重要。现在最让人担忧的是,没有了指挥棒或者指挥棒突然变了,一些机构和个体很失落,因为多年来为迎合指挥棒(例如SCI、ESI)的付出突然没有价值不大了,不知所措。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作为教育和科研工作者应有初心和使命所定义的最基本的故事逻辑,明知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也投入太多精力,只顾短期优化和局部优化,资源就会错乱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随着指挥棒的突然改变而疲于奔命,在发展上始终落后别人,同时因为没有定力和长期投入甚至内耗过多而缺乏核心竞争力。

  从管理部门来说,应允许各个机构在初心和使命明确的情况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由选择路径并实现多元化发展,少一些行政干预,给予相关机构和个体更多的自主权。各个单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为了初心和履行使命,他们所需要做的优化路径必然是不一样的。具体的建议就是减少各类针对结构和个人的评估评审评价,相关管理部门可考虑花更多精力来优化资源配置进行宏观调控,而不必具体到操作层面。在优化经费布局的情况下,基础研究可交给学术共同体去自我评价,不涉及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应用技术开发尽量交给市场去评价。

  关于科技部的文件对普通中国科技期刊未来发展的影响

  白雨虹 《Light: Science &Applications》

  (1)只有基础类研究有论文要求,实行代表作制,具体限定了篇数(个人5篇,团队10篇、20篇或40篇)。其中,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原则上应不少于1/3。“鼓励发表高质量论文,包括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以及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简称“三类高质量论文”)。”三高期刊名单由各单位学术委员会确定,其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参照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目录确定。

  对科研人员是不是福音有待进一步求证,但对于大多数普通的中国科技期刊绝对不是好消息。谁愿意自掏腰包去发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代表作”的文章?谁愿意冒着被约谈、经费被追回的风险用科研经费发文章?论文总量减少,普通期刊没有论文回流红利,应用的又没有论文要求,普通期刊还发表什么?现有5300种中国科技期刊这次恐怕至少要自动关掉一部分了,剩下的很多期刊也会面临大考。

  (2)“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代表作和“三类高质量论文”,发表支出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按规定据实列支,其它论文发表支出均不允许列支。”

  可否理解为科技部的项目都不能发表在其他普通期刊,代表作应发表在“三高期刊”?否则不允许在项目经费中报销。如果没有考核,单纯是为了学术交流而写文章,或者对作者是重大利好,估计很多国内期刊为了暂时的存在,会采取不收版面费的方式吸引稿源,这样,普通期刊,可以为学术交流而交流,问题是长期如何生存?纯公益属性?

  (3)“对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类科技活动,……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 “对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类项目(课题),不把论文作为申报指南、立项评审、综合绩效评价、随机抽查等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不得要求在申报书、任务书、年度报告等材料中填报论文发表情况。”即许多科研活动都不需要论文。

  总之,除了基础研究需要5篇代表作以外,其他都不需要提供论文,也就是写或不写均可,甚至连三大奖里边的创新和发明,都不需要论文。这样一来,普通中国科技期刊为什么需要存在?谁需要普通中国科技期刊的服务?普通中国科技期刊的稿源从哪里来?

  关于科技部“SCI”新政的几点思考

  杨兰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Photonics Research》主编

  最近科技部为改进科技评价体系出台的新政,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在学术圈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在大家欣喜科技部花精力改善科研环境的同时,也有担忧,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评价批判旧有的机制之前,我们有没有确定新政一定就解决现在的问题,还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应“两江科技评论”公众号的邀请,作为成千上万个在学术界的作者之一,也做为另一个身份—科学杂志Photonics Research的主编,既是科研工作者和作者,也是为学界服务、宣传科学的杂志编辑,从不同的身份来提供我的视角。

  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的出发点是好的,主要是为了扭转不合理的教育评价导向。但是这个新的标准是不是解决问题,如何执行,能不能考虑到大部分科研工作者的需求,以达到客观评价的目的?没有一个合理且客观的标准,执行起来不仅是难,而且会引发新的问题。

  要点大致是:

  · 对基础科研,注重新发现,新观点,新原理,新机制等标志性成果的质量和影响。

  · 对论文实行代表作制度,合理确定代表作数量。其中,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原则上不应少于1/3。

  · 鼓励发表高质量论文,包括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期刊的论文,或者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报告的论文,简称三类高质量论文。

  · 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代表作和‘三类高质量论文,发表支出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规定据实列支,其它论文发表指出均不允许列支。

  · 对于发表在‘黑名单’和预警名单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不得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中列出。

  先赞扬一下一些改进,比方说不要专注在SCI论文数量上,认识到SCI其实只是一个文献检索系统,并非评价系统,所以不能把它做为评价论文水平的标准。同时,鼓励科研工作者注重工作质量,还有代表作制度。类似的举措其实在别的国际评价体系也是如此,例如,IEEE fellow的评选,就要求” Explain how the nominee’s one or two most distinctive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advancement or application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就是说,一个人的学术贡献不是靠发文章的数量,而是看工作本身是否推动学术进步或者在实践中的应用。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制度上鼓励大家不要分散精力,而是集中精力做好几件重要的事情。新政还强调要避免‘一刀切’的问题,不能只看论文,也不能不看论文,不同类型的科研,论文占不同权重(划重点,新政不是说论文不重要)!

  但是,这个世界最不缺赞扬和迎合。既然写反思和评价,咱们看看不足的地方—目的就是如何让这个系统未来更加好。

  系统的改革,不是简简单单取消客观标准,而是要优化评价标准,用一个更好的去取代原有的。比如,怎么定义三高论文,现在这个三高太模糊,哪些杂志或者顶会属于这个范畴?什么是公认的国际顶级期刊,Nature及其子刊,Science,Cell 是公认的,可是把他们所有的文章加起来,数目也远远小于来自各个科研组发表的文章,必然需要更多杂志进入这个有影响力杂志的名单。如何定义,靠影响因子吗?那又进入了简单量化的死胡同—不同领域的杂志,不是简简单单影响因子就可以说明影响力的。不同领域千差万别,有的领域的顶级杂志可能不到10,如何制定这个名单很重要。

  理解新政的出台,里面的一些字句体现了决策者的用心良苦—有的政策是‘不得’,有的地方是‘不宜’。‘不得’意味着禁止,‘不宜’说明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可以商榷,这给予了学校科研单位一定的空间去解读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具体策略。

  但是不得不说—某些地方对科研工作者太严苛了。比如“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代表作和‘三类高质量论文,发表支出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规定据实列支,其它论文发表支出均不允许列支。”任何领域,都会有良莠不齐的现象,固然有占着位子不作为的人,发的文章没有实质性内容,甚至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模式。新政对约束这样的人是有效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想,学校现有的tenure制度,各种帽子,各种title,以及没有名校或者大团队的优势等等,已经把很多科研工作者的学术空间压缩到一个角落—每天被各种事情追着—除了科研,还有教学,为杂志审稿以及各种各样名目的会议以及需要服务的委员会(committee)。不是每一个优秀的人才都会幸运的在一个有足够资源的平台和团队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一切从头开始,起步就要三高论文,谈何容易。而且,一个科研的影响力(impact)不仅仅是发表在哪个顶级杂志哪个顶会决定的。不是说达不到三高标准的科研就一定没有意义,相关论文发表支出怎么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话说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一个用于产生高强度,超短激光脉冲的啁啾脉冲放大技术就是发表在一个影响因子不到3的Optics Communications上。

  回到最初的反思,新政的出台是为了应对现在的一些问题,不要唯论文论是对的,评价体系需要多样化,能包容各种形式的贡献。但是,切忌一刀切,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那就成了捡了芝麻丢了瓜。现在的系统固然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坏的,越来越多的团队作出国际影响力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值得称赞。新政出台是好事情,而且给了院校一定的自由度制定执行适合自己的政策,这是非常点赞的。

  但愿执行者在改变的同时,合理的包容和照顾,给科研工作者足够的自由度和空间,让他/她们成长。提供不同的生存空间,有的基础科研,是需要十年磨一剑,短期看不到成果,如何让他/她们适应生存在这个量化的体系里;有的科学发现,现在看来是小众的科研,未来可能为一个变革性技术提供基础,比方一些新的理论,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让人接受,这在科学发展史上并不少见;也有那些科研方面没有足够资源条件做有影响力工作的研究员和教授,他/她的才华和贡献体现在培养学生做科研,为社会培养科研创新的生力军,也需要给他们机会。

  关于SCI及专利“新政”的几点思考

  周林 《知识产权研究》集刊主编

  最近,教育部、科技部连续就“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及“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发文,希望借此破除论文“SCI至上”,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营造高校良好创新环境,以及将专利转化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绩效作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动态监测和成效评价以及学科评估的重要指标,不单纯考核专利数量,更加突出转化应用。

  与其说这是“新政”,不如说是对此前相关政策的“纠偏”。从总结经验,纠正以往工作中存在的过分强调SCI在科研评价体系中的影响,以及纠正过分看重专利申请数量而轻视科技成果市场化转化,把高校教学科研、培养优秀专人、将科研成果付诸应用等引到朝向正确方向前进的轨道,“新政”无疑有它一定的积极作用。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该方案一个“亮点”是,规定科研人员可享有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它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将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处置权等权利都归属于国有,不利于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不利于科研成果市场化转化的局面。

  但是,“新政”也好,“亮点”也好,要想彻底纠正以往偏差,逐步将高校科研引向正确轨道,调动人的积极性,不断推出新产品,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尚有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需要落实和解决。例如,为破除论文“SCI至上”,不以SCI作为科研绩效评价的标准,那么,新的标准是什么?可行的替代方案又是什么?如果把SCI跟科研活动、授课内容、社会服务等结合起来,综合考量和考评,除了SCI这个“硬”指标, 其他指标都是“活”的,实践中如何把握?

  专利申请的数量曾经是考核高校科研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于是,为追求高指标,实践中就会发生“重申请,轻转化”的情况。一些高校把大量科研经费用于交纳发表论文版面费以及专利申请费和专利维持费上。表面看,发表论文很多,申请专利数量很多,但实际上给社会提供的新产品却很少。“新政”提出高校要以质量和转化绩效为导向,更加重视专利质量和转化运用等指标,对改变以往的“论文困境”和“专利淤积”局面或有助益。

  高校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化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以往的工作中,虽然也提出要重视成果转化问题,但是迟迟得不到很好解决。这并不是不重视,而是没有专人去研究具体对策,拿出可操作的办法。例如,转化问题涉及市场调研和预测、资金筹措和融资、法律咨询和维权、产品营销和推广等诸多方面,需要多方面专人的高质量服务,而高校自身并不完全具备这些专人。本人曾多次到某科技园区调研转化问题,在企业与律师见面会上,企业存在的问题被发现,律师的专长获认可,但到了具体签约阶段却“卡壳”了,原因在于企业没有把本应付给专业服务的相关费用列入预算。高校应当认识到,研发有成本,服务也有成本,投资、融资、产品设计、营销等方面都有成本。转化工作必须计算这块成本。

  “教技(2020)1号”文件在“重点任务”里面,有一条比较“实”的规定,即“设立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基金。支持高校通过学校拨款、地方奖励、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益等途径筹资设立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基金,用于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专利导航、专利布局、专利运营等知识产权管理运营工作以及技术转移专业机构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形成转化收益促进转化的良好循环。”设立此项“基金”的初衷看上去是好的,它或许能弥补和解决一些研发单位或企业在成果转化方面的预算或资金难题。

  2020年2月14日,中央深改委通过的《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在解决科研成果的财产/权利归属方面,突破了以往都归属于国有的局限,因此有人把它跟美国的《拜杜法》相提并论。有人说该“实施方案”“是我国从政策与模式创新的角度,鼓励科研人员投身科技成果转换的一次尝试。”但是目前在没有看到方案细节的情况下,我们更愿意相信它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政策宣示。

  美国《拜杜法》的宗旨和精神是“希望能透过产、学、研的协作,以专利权所产生的诱因或积极性来激励美国对科技的研发(尤其是基础科技)与国际竞争力,用科技带动经济复苏。同时希望能避免研发机构的人才流失和专利权的闲置浪费,以产学合作来实现产业升级,用专利权“下放”给从事研发的学研机构来激活创新研发、驱动市场机制,并以专利的商品化来开展创新事业,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增加境内的就业机会。”

  《拜杜法》以权利下放和市场机制来激活、驱动产学研的合作研发,透过商品化来促进知识扩散与经济发展,从该法的实施结果看,这一理念得到了实现。该法出台后几年内美国科技成果转化率翻了10倍,并使得美国重塑了世界科技的领导地位。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并不仅仅出自这一部法律,而更多的是“市场机制”的结果。有专家指出:《拜杜法》是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态度来统一美国全国的专利运用政策,以‘兴利’做为出发点,几乎对于市场机制不做任何的干预。

  此次SCI及专利“新政”能否取得预期结果,倒是可以拿《拜杜法》在美国实施所取得的成功来做比较。“新政”的初衷或许不错,但是实施起来未必乐观。担心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作为主导“新政”实施的某些高校领导和地方政府,能否在实施“新政”过程中遵从和顺应市场机制,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把本应属于“服务”的对转化工作的管理,当做一种“权力”来运用;二是高校及其科研人员需要不断明确它们首要使命是知识扩散,而不是赚钱!唯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在面对各种利诱下仍然做好科研成果转化的工作,做好符合其宗旨与使命的各项工作。

  谈谈这几年在公司做产品研发的一些体会

  徐骏博士 华为横滨研究所

  公司开发新产品,核心目标永远是利润。打开来讲,就是问这几个问题:价值,这个技术是不是不可代替,这个技术带来的新功能是不是客户真正的需求,这个技术的根技术(物理机理)是否足够清晰,这个技术是否有发展延长线;可行性,能不能量产,量产如何发展产业链(或升级现有产业链),量产的成本(包括初期投资,生产成本,生产良率),产品性能和可靠性之间的平衡,市场可以接受的定价范围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技术上,还会牵涉到很多销售、市场、行业等等一系列问题。回到各位教授们所擅长的科研创新,如果要把实验室技术转化成新产品,就需要从上面这些纬度审视。

  中小型创新公司和大型公司还不太一样,中小公司,特别是初创公司,目标是拿出样机,展示新科技,继续融资扩大再生产;大公司的话,一般是需要向客户推出成熟可用的产品,是不允许有失败的,因此内部实际上经历了十分严苛的历程。而且对于消费电子品来说,发货量动则百万,甚至千万,这需要相当严格的品控。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工程上的dirty job,远不像科研那么高大上。硬件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投入,是要经过多轮的沉浮与迭代,有时候甚至是需要背负大量的亏损的。一个技术从实验室demo到真正产品,走个五年十年太正常不过。回过头看京东方、中芯发展到今天,如果没有强大的后台,是不可能的。但核心竞争力的构建,这份耐心必不可缺。

  目前国内,有这样的耐心一步步发展,扎实研发的公司还太少,这也需要国家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的倾斜和支持。我也希望能更多的构建产业界与学术界的交流平台,教授们能听到产业界需要什么,教授们也可以把自己的新成果新想法展示给产业界。双方思想互相碰撞,或许就能有更多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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