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双一流”几乎是每一位高教领域的代表委员必谈的话题。这并不奇怪，因为自2015年底被提出至今，“双一流”已经成为了高等教育人士思考未来发展时，所面对的最大命题。

　　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面对“双一流”，不同的人也会给出不同的解读。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也谈到了他所理解的“双一流”。那么，面对“双一流”，这位高校掌门人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解读呢？

　　“双一流”是高等教育的整体规划

　　“必须肯定，‘双一流’是一件好事。甚至可以说，这是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在采访中，王树国对“双一流”战略的提出给予了很高评价。

　　王树国谈到，大学是先进思想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引领者，应该摒弃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态，沉下心来主动思考国家提出“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和意义，聚焦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提升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做出贡献。

　　“大学关心谁能进入首批‘双一流’名单很正常，毕竟这关系着高校自身的发展。”但在王树国看来，大学的领导者更应该站在国家的角度看待“双一流”。这不是哪所大学单独的问题，更不是哪所大学能率先进入一流的问题，而是随着中国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高等教育也要率先走近舞台中心，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整体面对世界竞争的问题。

　　在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曾对媒体表示，“双一流”名单由政府根据高校服务于国家的战略比选确定，实行动态筛选，不搞终身制和身份固化。在王树国看来，这段讲话正在试图将社会舆论拉回正确的轨道。“不要过分关注名单，关键还是看你是否持续为国家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王树国强调，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双一流”不是某个学校的计划，而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计划。“在这一过程中你的贡献在哪里？这才是考验大学真本事的时候。因此，此刻我们应该认真反思自身的短板在何处，需要解放的思想关键点又在哪里。”他说。

　　“后配给”带来科研新秩序

　　也正是吸取了之前资源分配方式的一些教训，自2016年起，西安交通大学在不同学院的资金分配上，实行了“后配给”制度。

　　“在此之前，各学院的经费需要每年提前向学校申报预算，再由学校进行论证来确定，学院按照论证后的计划实施。但后配给制则是学校根据各学院上一年的工作业绩增量，以及各学科与国内高校兄弟学科的增量对比，下拨一定量的经费到学院，这笔钱完全由学院自主支配。”王树国说，这一制度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促使各学院不再专注于每年可以得到多少经费，而是将重点放在如何将本职工作做好。

　　“因为经费的事情不用操心，只要工作做好了，相应的支持就会到位。”王树国希望“双一流”建设也是这样的。“高校不要太多关注能不能进入名单，只要能取得大的进步，国家自然会把资源配给下来。如果形成这样的机制，大家就不会为一份名单而绞尽脑汁了。”

　　后配给制的另一个好处在于，可以促进不同高校的个性化发展。“每个学校的学科基础不同，因此很难用一个标准衡量，这是我们搞评估体系所遇到的最大难题。”王树国说，而后配给制度不是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高校。“文科类大学可以讲它们在人文社科领域的贡献，理工类高校可以讲它们在理工领域的贡献，只要讲出来，就能获得相对应的资源。”

　　王树国特别强调，在这种模式下，一定要特别关注新兴学科的发展。这类学科虽然所占比重小，论文发表量、科研成果与老牌学科比也有较大差距，但它们一般都具有战略意义，因此需要大力支持。

　　此外，这种制度也不是“撒胡椒面”，搞平均主义，而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下，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做后配给。“西安交大也不是全部实行后配给制，很多工作还需要进行统筹，但也不能把所有工作都实行学校统一管理。”我们要给学院放一点空间，允许它们做一些具有各自特色的工作。“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需要结合起来。”王树国说。

　　高校需要“大变革”

　　在王树国看来，高校在面对“双一流”时，需要避免急功近利，保持一颗平常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高校不需要强调对自身的改革？对此，王树国给予了坚决否认。

　　“高校恰恰是需要大变革，而且‘双一流’也一定要促进高校变革。”他说。

　　“当前社会对高校经常有批评之声，对此我们要认真反思。”王树国表示，大学本该作为社会发展的引领者，但如今，颠覆性的技术常常在企业而不是大学产生，具有引领性作用的新思想、新理念也有不少产生在大学之外。那么，大学的作用如何体现？

　　究其原因，当前大学距离社会的需求有些远。“为什么要强调大学改革，就是因为大学在慢慢脱离社会。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办学，这导致了社会与公众对大学的种种不满，但追根溯源，是我们自己的表现没有让公众满意。”王树国说。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对于这“三个面向”，王树国深以为然。

　　“大学需要一场变革，而且不是一般力度的变革。大学要真正和社会融为一体，引领社会发展。一所学校是不是一流大学，关键看这所学校在国家的发展建设中能否做出一流的贡献，培养出一流的人才。”王树国说。

　　“顶天”“立地”是一个过程

　　每当谈到高校对社会的贡献，尤其是科技方面的贡献时，人们通常爱用到的两个词便是“顶天”和“立地”。其中，“顶天”代表的是对前沿基础科学的探索，而“立地”则是代表了对应用学科的探索。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两条几乎没有什么交集的“平行线”，然而王树国却并不这么看。

　　“‘顶天’和‘立地’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对于任何科研人员和单位来说，并不能一下就顶到天，当然也不能一下子落到地。”他说。

　　2016年底，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重大科研成果产业化项目——“煤炭超临界水气化制氢发电多联产技术”项目产业化工作正式启动。这也标志着“超临界水蒸煤” 技术逐步迈向产业化。

　　“这一项目的负责人郭烈锦教授从事超临界水研究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开始时也只是从事基础科学领域的科研积累，当基础研究有了一定成绩和国际知名度后，他们开始小范围地落地试验，试验成功后，他们才在之前实践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产业化。这就是一个从‘顶天’到‘立地’的完整过程。”王树国说。

　　他表示，从科研人员的成长角度说，开始时一定要从事基础研究，当积累一定程度后，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能提出独立的课题了。但要提出好的课题，就必须了解社会需求。此时，科研人员便会自觉地开始关注应用，而当他们的课题终于应用时，成果也就自然落地了。

　　“‘顶天立地’是一个整体成果，不是个人的成果。一所学校一定要有的成果‘顶天’，有的成果‘立地’，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王树国说。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这个系统中，大量科研人员的工作重心是放在了“顶天”的一端，而对于“立地”端是缺乏规划的。“其实有很多教授有很好的项目，完全可以落地，但因为我们的‘指挥棒’并不倾向于此，这就导致了科研人员在完成基础研究后，并不是顺理成章地探索技术应用，而是转向其他研究。毕竟，‘顶天’项目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和头衔。”

　　2016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对科研成果转化的一些激励措施。“希望政策能发挥激励作用，引导高校的科研成果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多的实质性贡献。”王树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