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

　　就业网站上最近流传着一个段子：某学生本科读的是重庆大学，硕士读的是浙江大学，博士读的是北京大学，结果毕业证上统统盖的是校长林建华的章。找工作的时候，面试官调侃说：“造假也要专业一点嘛，你就不能多刻几个章？”（注：五年间，林分别在这三个高校任职）

　　这个段子，说的是具有官员身份的中国校长换员过频：一个学校没干两年，就主政它校。表面上看，这无可厚非，中国的高校有行政级别，在高校工作的人也有仕途发展需要，院长是处级，副校长是副局级，常务副校长是正局级，校长是副部级，一旦在本校难以进步，调任它校或进入党政机关晋升自是合理通道。但是，对于学校发展来说，行政色彩过浓，学术氛围必然就要变淡。因此，每到全国“两会”上，云集了众多高校校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体，必然要对这一问题响亮发声。

　　有意思的是，今年发声的人，正是上文提到的林建华，被称为“改革校长”的他对解决高校行政化的问题提出了更为直接的建议：“如果能够把级别去掉是最好的，如果真是去掉了，那对于去行政化肯定是有好处的。”

　　看到这，小伙伴们惊呆了，高校去掉行政级别，校长、书记就都没有级别了。这位副部级的北大校长，竟然建议取消自己的行政级别，可见高校行政化已让校长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高校去行政化，谈了很多年，只听声响，动静不大。长安街知事清楚地记得，几年前，人大原校长纪宝成作为人大代表，就是去行政化呼声最高者，每次一谈到这一问题，他必然言辞激烈纵论一番，引来媒体围观无数。而事实上，他本人却将“行政化做到了极致”，有人大教授称，每逢校内开会，会议都会按照严格的顺序排座、发言，任何环节都不可越级，中央巡视组到人大巡视也特别提到干部职工反映学校行政化色彩浓。现在回想纪校长当年的言论真是有种啪啪打脸的赶脚。

　　去年刚刚成为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全国人大代表施一公也“吐槽” ，最近一些高校的会议很多，“行政化”趋势加重。不过，他并不Care校领导的级别问题，在他看来，“行政化”并不体现于校长、副校长的行政级别。而是指教授和科研人员不把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和学术上，却用在了冗长的行政环节中。

　　高校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高校制度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有益于提升培养人才的质量。如果大学是一个行政化的机构，自上而下地执行命令，是不利于完成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的。在这一方面，无论是教育部门领导、校长、教授还是学生，都能达成共识。但问题的关键是，高校去行政化说了这么多年，为何就难见行动呢？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接受采访时就说，加快去行政化已经在中央文件里面多次出现，但这方面的步伐迈得非常慢，对此我个人觉得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应该果断地加快这方面的工作进程。

　　慢，确实有慢的道理。因为，这影响着很多人的利益。从人事格局上来说，高校行政化的受益者不少，特别是从事非教学工作的干部，他们的收入、名望虽然没有教授们高，但掌握着科研资金分配、人事考核、招生就业等关键环节的权力，在学校里是“能办事、会办事”的人物，由于高校建设发展的需要，他们与行政管理部门沟通、对接、办事的才能和地位不可替代，因此校内地位显赫。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本身走的就是从政之路，而非治学之路，“级别”是工作的最大目标，当了处级，自然就要“瞄准”副局级，而高校的副局级干部就是副校长，最终也就诞生了许多财务处长、后勤处长、办公室主任出身的校领导，他们对行政工作更为熟悉，采用的工作方法也更为行政化，久而久之，行政化的色彩自然越发浓厚。

　　说到底，关键还是从上到下的“级别”问题，林校长看来已经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提出，要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取消级别的意义在哪？不得不提纪校长的一句名言，他说，“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事实上，用行政手段来管理学校，本身就是对“级别”一种强化，因为行政管理强调下级对上级命令的执行，高校的行政部门有了级别，自然就是在“管理”老师和学生，而非服务了。

　　很多高校都在做一些尝试，如建立学术委员会，成员由学者和教师推荐，又比如院长和教授团队采用聘任制等等，试图通过一些“编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有分析指出，“一校两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大家敬畏“级别”，只要“级别”存在，没有级别的必然在有级别的人面前身份尴尬，更别提相互制约甚至是提要求了。

　　从实践上看，“取消级别”并没有那么难。当前的群团组织改革就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上海在试点中任用了三名兼职的团市委副书记，没有行政级别，一样为青年服务。这一模式，可为高校改革提供借鉴。

　　任何改革都要有个突破口。我们在谈论作风建设时，总喜欢用以上率下一词，此言确是真理，取消行政级别，也有个示范引领的过程。从这点上说，林校长确实是位坚定不移的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