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卷烟技术入围科技奖”一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4月10日，钟南山、秦伯益等30位院士联名投书媒体，反对“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入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院士们大声疾呼：有关部门要严肃面对公众期待及国家形象，尽快给社会一个明确交代。(4月10日《中国科学报》)

　　自“烟草院士”引起争议之后，人们才发现，原来烟草技术获奖、研究烟草的当选院士，都不是第一次。据统计，近10年来，烟草方面的研究已7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而且这两者之间有密切联系，烟草系统推荐院士候选人和领军人才，“获得过国家级科技奖”是一个硬指标。

　　“烟草奖”的支持者认为，烟草是一个合法的行业，并且创造了骄人的业绩，贡献了巨额利税，烟草企业开展科学研究，提高技术和工艺，也是光明正大的事。国家的科技奖项，不应把正常的科学研究排斥在外。但是，从院士们的呼吁和公众反应看，卷烟技术入围科技奖，越来越不得人心。随着烟草的危害越来越为人所知，控烟已经成为世界性共识，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烟草奖”和“烟草院士”，与这一潮流背道而驰。

　　烟草对个人健康和公共卫生的危害，已经无需论证。世界性控烟运动的核心议题，已经变成如何尽可能控制烟草危害，逐步减少烟草消费。但在几乎所有国家，烟草都是合法的产业，吸烟也属于个人自由，这表明控烟主要不是通过强制手段，而是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进行引导和规范。戒烟是个人的事，但控烟主要是政府和公共部门的事。控烟是否得力，主要看针对烟草行业的公共政策和措施，是否站在减少烟害这一边。

　　遗憾的是，一些被证实最有效的控烟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推行。控烟领域有一个著名的“尖叫理论”，意思是说，烟草行业抵触最强烈的措施，往往是控烟最有效的。根据研究，这样的措施排在前几位的，是大幅提高烟草税、加大烟盒警示标志、扩大公共场合禁烟范围，此外，还有禁止烟草企业做广告，包括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等。很显然，这些手段目前实施得并不理想，而是遭遇烟草利益集团的顽固抵制，打擦边球现象非常普遍。变相的烟草广告随处可见，公共场所禁烟令遭遇执行难，烟盒的警示性文字越来越小。一些烟草产品，还公开宣传所谓低焦油含量、低害等概念，试图弱化烟草的危害。“烟草院士”赖以成名的降焦减害技术，以及此次入围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中式卷烟理论”，都属于这一类东西。

　　烟草企业极力宣扬减害技术，首先说明即便是烟草行业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烟草有害的事实，所以要通过技术手段尽量降低损害。然而，目前这些所谓的减害技术，都无法证明确实有效，反而有权威研究证明，采用“降焦减害”等技术的香烟，还可能导致吸烟者一次吸食更多的香烟，甚至诱使原本不吸烟的人也加入到烟民队伍。无法证明有效，甚至有害的研究，怎能入选科技进步奖？

　　无论是作为最高学术职位的院士，还是国家科技进步奖，都是国家授予的荣誉和奖励，不仅要坚持科学和学术标准，还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法》也明确规定，研究内容不得损害国家利益，不得危害社会安全和人民健康。既不“科学”也不“进步”的中式卷烟研究，违反了相关法律精神，也与世界性的控烟潮流相悖。早在2003年，我国已签署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烟草框架公约，控烟成为国家的庄严承诺。如果控烟进展缓慢，控烟目标无法实现，确实会对国家形象造成影响。

　　当然，烟草作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并非不需要科研；从事烟草相关研究的，也不是不能当院士。但国家鼓励的方向，应该是如何控制烟草危害，减少烟草消费，而不是怎样帮助烟厂开拓市场。即我们需要的不是“烟草院士”，而是“控烟院士”。假如有人能发明出可以让人轻松戒烟的技术，有助解决控烟这个世界性难题，别说评个科技进步奖，给个诺贝尔奖都不为过。

　　很显然，作为利益共同体的专卖机构和烟草企业，是不太可能培养出控烟专家的，烟草企业投资搞科研，研究怎样减少烟草消费，无异于自断财路。所以，真正的控烟专家，更可能在独立于烟草利益之外的公共卫生和医学专家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