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多联产能源战略刻不容缓，延误过渡到以煤气化为核心的多联产技术的时机，将会显著增加将来中国治理空气污染的成本、难以控制未来石油进口，以及大大增加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11月18日在首届中国工程院/国家能源局能源论坛上作出上述表示。

　　倪维斗建议，中国二氧化碳减排应该按照自己的国情，从煤化工开始，积累经验，逐步过渡到“IGCC+多联产+CCUS（二氧化碳利用和埋存）”的路线。

　　煤炭的重任

　　乐观估计，我国2020年包括水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能解决5亿~6亿吨标准煤的能量；石油2020年自产5亿~6亿吨；天然气要大发展，大概到2020年达到3000亿立方米；核能达到7000万千瓦。把这些都考虑进去，并充分考虑节能潜力，据工程院对一次性能源消费的预测，2050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构成中占35%以上，而年煤炭需求量高于20亿吨标煤/年，未来40多年累计消耗的煤炭总量将在900亿吨标煤以上。

　　倪维斗指出，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高耗能国家人均能耗为每年11吨标准煤，以欧洲和日本为代表的中耗能国家在5~6吨。考虑到我国到2050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同时考虑可持续发展，我国2050年的人均能耗应争取控制在4吨左右。按照15亿人口计算，205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天花板”则应限制在60亿吨标准煤。

　　“现在中国的人均能耗是2吨多每年，40年以后达到4吨真是不多，相对还要过非常节俭的生活。”倪维斗说。

　　由此带来的一个敏感问题就是二氧化碳排放。我国目前二氧化碳年排放总量约60亿吨，并且正处于上升期。国际上感兴趣的是：未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峰值何时出现？绝对值是多少？80亿吨、90亿吨还是100亿吨？

　　研究表明，若要将未来全球温度控制在2~3摄氏度，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只能控制在104亿吨，这就是届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总空间。“可以看出，世界留给中国的排放空间已经非常小。” 倪维斗说。

　　倪维斗表示，天然气本身是比较清洁的燃料，石油的排放源分散、难以大规模收集，因此，煤化工和煤发电肯定要承担起减排二氧化碳的重任。

　　“因此，对我国来说，如何利用好900亿吨煤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是个大问题，必须要有创新的思路和详细的规划。” 倪维斗强调，对煤炭在电力、化工、冶金、建材等行业的利用都需要精细的分析，各种发电方式如何选择，需要整体的规划和战略布局，寻求最佳的能源利用方案，而“不能脚踩西瓜皮”。